清朝至民国时期徽州钱会利率及运作机制考述——基于89份徽州钱会文书的考察

钱会作为传统融资与互助的民间组织形式广泛存在于近代社会,具有自发性、互助性和风险性。清代至民国时期,徽州民间钱会具有较为成熟的运行机制,合会活动颇为兴盛。传统徽州钱会形式多样,以轮会和摇会最为多见。钱会的广泛存在适应了基层民众借贷融资等多元经济需求。参会者以借贷融资、互助合作为原则,依据会规维系彼此的利益关系。在钱会的实际运作中,因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与约束机制,往往存在拖欠会款、会股流转以及中途倒会的现象。     

元末徽州将领朱文选事迹考

元末徽州地区陷入战乱后,当地涌现出不少军事将领,朱文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朱文选早年以潜邸说书侍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有功,出任驻扎徽州地区的唐州保甲千户。1352年红巾军沿江东下,朱文选被调至太平路,先后在太平、徽州、婺州、绍兴等地同红巾军与朱元璋部作战。后因不满张士诚专权跋扈,北上大都,并于顺帝逃离大都时自杀殉国。     

徽州盐商个案研究:《疏文誓章稿》剖析

《疏文誓章稿》是康熙末年歙县盐商余锡与二弟余锺为盐业资产纠纷而写下的稿本,叙述了余氏盐 店康熙年间经营盐业的活动经过,并记下了与安徽省几任巡抚以及湖广总督徐国相的关系,详细列出几十年的 商业账目。本文根据《疏文誓章稿》的相关记载,从余氏盐店与当时地方官府及徽州商帮的关系入手,研究康 熙年间徽州盐商的资本来源、兴衰原因等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传统牌坊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以明清褒扬人物类牌坊为例

褒扬人物类牌坊是明清时期社会道德规范的活教材,对当时的社会思想观念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巴蜀和徽州地区的明清褒扬人物类牌坊为例,从铭文入手,分析传统牌坊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提出在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辩证地利用好传统牌坊文化,坚守“推陈出新”的原则,结合新的时代要求正确取舍,抛弃糟粕,吸收合理有用的内容,积极传承“为官为民”“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创新新时代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夯实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群众基础;转化传统忠孝观,发展新时代忠孝观;重视道德典范作用,大力塑造、凝聚新时代榜样力量,拓展群众教育形式,推进新时代良好民风民俗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清代徽州增图的新认识：婺源县十六都四图的例证

清康熙二三十年间,各地为舒缓差役负担过重和不均问题,相继推行了里甲赋役制度改革,增图就是在徽州推行的一项改革举措。其做法是在原图之外增立新图,允许粮户脱离原图,组合成新图。参与增图的民众,地域构成比较复杂,不仅包括本都粮户,也有来自距离较远的其他地域的粮户;他们之间大多本无密切的亲属关系,主要为了获取图甲组织中的制度身份而参与增图。不过增立新图后,围绕钱粮缴纳及新图的运作,这些粮户之间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出现了同姓修谱之举和全图建立会社的情形,显示了王朝制度在清代社会关系、群体、组织的生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买卖中的权利与地位

现存数以十万计的徽州文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妇女的户口登记、婚姻家庭、财产买卖、家产分割、司法诉讼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实证性的资料与其它史料相结合 ,可以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探讨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依靠大量土地买卖文书分析明清时代徽州妇女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时社会的礼法观念与民间实际生活的结合程度与方式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第二轮修志的一种范式——《黄山市志（～2006）》读后感

目前的黄山市是在原徽州地区的基础上建立的,管辖的地域包括明清时期徽州府的大部,是徽州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我国重要的方志之乡之一,历史上曾编纂大量的地方志。宋罗愿《新安志》被学界公认为名志,其后的弘治《徽州府志》等也属志中精品。     

清代江南徽州籍收藏家述论

江南自明后期兴盛起来的书画鼎彝收藏赏鉴之风,至清代并未衰歇,作为收藏主力军的徽州籍人士,仍然相当活跃。清初杭州"湖山主人"汪汝谦,清前期桐乡汪文桂三兄弟、鲍廷博知不足斋,钱塘汪氏振绮堂,杭州汪启淑开万卷楼,镇洋毕沅兄弟,海宁吴骞拜经楼,苏州大阜潘氏、吴绍浣家族等,或者收藏书画鼎彝,或者搜罗校勘、整理刊刻群籍,在护持、传承历代名迹珍品甚至国家重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发现,清代徽州籍人士的收藏活动较之明代,无论收藏者的居住地、在地身份、专业水准,还是活动地域、收藏动机、表现方式,以至藏品存储地点等均有其独特的特点。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