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古城梦缘徽州--记歙县政协副主席徐普来

走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您能看见古桥、古塔、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等众多的建筑文化遗产,还能看见一处不带“古”字,却又与之相映生辉、浑然一体的建筑群,那就是——徽园。徽园的设计师,先后任县建委主任、县政协副主席的徐普来,多年来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忠实履行职责,锐意开拓进取,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在成绩面前,他总是谦逊地说：功劳属于人民,我作为一名人民公仆,这是应尽之责、分内之事。     

辛勤耕耘在安徽新剧苑——余耘印象

在安徽戏剧工作的领导成员中,余耘是一位惟一具有老红军资历的老干部。他1918年出生在徽州黟县城关镇,9岁离乡赴安庆读书,17岁在布庄当学徒。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神州大地掀起,他毅然顺江而下,初春二月来到抗日救亡的中心——上海。经他二哥(中共地下党员)余华介绍,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协会属下的歌咏队和农村远足团,担当起宣传抗日、组织救亡的神圣使命。从此在革命的征途上又多了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热血青年!     

新安医学的传承方式及代表人物

新安江流域的歙县、绩溪、休宁、黟县及婺源六邑,宋元以降都辖于徽州,上溯晋代曾为新安郡辖境,故后世又以新安为徽州的别称。徽州地处皖南山区,药材资源较为丰富,且少受战乱侵害,民生较为安定;徽商崛起后,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学术研究蔚然成风,     

明清徽州人地矛盾问题再研究

要对明清徽州人地矛盾有深入认识,必须把它和安徽与全国做比较分析。首先,明清徽州人地矛盾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上。明代徽州人口不断增加,与全国和后来隶属安徽的其他府州相比,到中后期人口压力已相当大;到清中前期,徽州人口压力持续加大,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急剧增加,到太平天国战争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其次,明清徽州人地矛盾还突出表现在人均占有田地少、能生产粮食的田地少和田硗地瘠。上述诸多因素叠加作用,使明清徽州人地矛盾不断加剧,成为迫使徽人大量经商的基本原因。不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县域它所产生的作用不同,对此应作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     

徽州方志中的人物志书写刍议

传统方志虽以"隐恶扬善"为编修原则,然其人物志的书写大多"自得立言之法"。方志的"直书"和编修之难集中体现于人物志书写上。志书所载人物的甄选是否精洽,入志人物是否"款类合宜",是衡量一部志书精严与否的重要方面。揆诸徽州方志,载入"义行"的人物,具有历史选择性和叙事精英化。徽州商人藉助义行而登入志书,尽管在由明至清日益多见,总体而言,在传统社会商贾"可光竹帛"的空间仍属有限。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财富与身份相结合,方可载入志书。     

我为改革开放存史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又一次回想起那桩“我为改革开放存史”的事。那是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的事儿,那一年我们夫妻俩双双退休不久,就以发挥专业特长的姿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投身到计划中的“徽州文化”“黄山大事”“黄山名人”“徽州民俗”等系列文章的采写、拍摄工作中去。     

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响——从徽州讼费帐单谈起

徽州讼费帐单真实地印证了清代基层司法中名目繁多的陋规.陋规的索取者主要是书吏和衙役,其存在及泛滥的原因比较复杂,给清代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造成了恶劣影响.清统治者借助于陋规以对百姓起诉权进行控制的理念是错误的,其意图不可能实现.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题

文章概述了清代前期西洋传教士在安徽布道与天主教堂在安徽的分布、安徽教徒到外省传教和信教活动,以期有助于安徽天主教史的研究。西方传教士成际理、梁弘仁、魏方济、奥地利南怀仁等人在徽州府婺源县、池州府、淮南府、太平府芜湖县、滁州直隶州、泗州五河县等六个府州县建立教堂多所,吸收信众;与西洋传教士配合,徽州信徒姚若翰到江苏海门、池州石埭教徒沈方济各赴湖北谷城传教;有十多名安徽教徒在江苏、北京等地过宗教生活,其中有汪钦一、鲍天衢、汪伊纳小等六名徽州人,参与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作者认为,与各省比较,安徽属于天主教活动相对沉寂的省份;徽州人在外省颇有皈依天主教的,而徽州本地人似乎不感兴趣,是否与这里宗族势力强大、理学观念深入人心有关,需要深入研讨。     

龙游古村落群商帮缔造的天下

浙江西部,群山环抱中的小县城龙游,聚集了上千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它们的缔造者,是中国十大商帮中唯一一个以县级行政单位命名的“龙游商帮”。无论是村落布局还是建筑遗存,这里都透露出龙游的辉煌往事——一批从浙西山区里走出来的商人群体,既无官府支持,又没有强大的宗族势力,     

清代徽州才女研究

清代徽州涌现众多才女,处于社会上层的她们饱学闲适,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也比一般妇女受封建礼法束缚更深。徽州能产生众多才女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