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与普世史传统

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台湾)中正大学方志强教授的文章。方教授的文章主要讨论西方古代普世史的类型及其涵义。他指出,从古希腊史家埃浮鲁斯及波利比乌斯的"政治的普世史"、狄奥多拉斯的"文化的普世史"至攸西比乌斯的"基督教化的普世史",西方普世史的类型及涵义是在承袭中发生变化的。攸西比乌斯综合"政治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及"文化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文化传统"的观念于基督教传统之中,创造出基督教即代表"一个国家"和"一种首要文化传统"的观念。攸西比乌斯的"普世史",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文的观点.对于理解西方世界史(或普世史)观念的渊源及其在古代世界的变化有重要的意义。     

陝西神德寺塔藏經洞出土文獻Y0001《金光明經》卷第二爲唐人寫經考

本文在整理原件的基礎上考證了陝西省神德寺塔出土文獻Y0001號寫經卷子,證明這件以往被鑑定爲＂元明時期＂、＂金元時期＂的作品其實是唐人寫經;因其避唐太宗李世民諱而＂民＂字缺筆,故其書寫的時間上限是唐太宗李世民登位的貞觀元年（627）,下限是五代後周恭帝顯德七年（960）;因其不避唐高宗李治諱而直書＂治＂字,故其準確書寫時間可有幾種不同的推測。     

关于柞伯鼎关键问题质疑解难

柞伯鼎记载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广伐南国"的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有别.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为扩展土地、返居故地及报复周,而"广伐南国".     

“一方全史”说的时代审察

“方志乃一方全史”是清代章学诚提出的著名方志论断,对近现代方志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和部门统摄力的削弱,地方志“全”之包罗不易,“史”之纵深更难,“一方全史”成为方志难以承受之重.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源头、渠道、载体日趋多元,“一方全史”难以满足日益精细的信息需求.但它所蕴含的精...     

随仲嬭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

随仲嬭加鼎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但其非考古发掘品,需要考察其制作年代。在楚系青铜器大背景下,本文通过对该鼎器形、纹饰、铭文以及工艺等时代特征的观察,并对比分析相关楚系青铜器,认为该鼎制作年代在春秋中期无疑。     

汉画中“捞鼎”的社会意义及其生死象征

汉画像石中的“捞鼎”图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表现的是王权的更迭,更是两汉时期社会信仰意识的集中体现。画像中“鼎”的捞起与失落这一过程反映了生命的意义,具有灵魂重生和生命复出的隐喻。捞鼎画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汉代民间的宗教信仰以及汉人的生死观。     

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

20世纪以来,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先是遭到康福德的严重质疑,但这一质疑后来受到伯里、科克兰、芬利、罗米莉等学者的反驳。20世纪60、70年代,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冲击下,帕里、施塔尔在独辟蹊径的同时,对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不无怀疑;华莱士和亨特则颠覆了其形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康纳进行了反思,罗林斯的研究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对修昔底德的评价回归理性。9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这一领域研究主流,揭示出其著作中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匠心和特点,这是对其史家形象的肯定和褒扬。康纳以后,科学的、客观的和超然的三个修饰语已不足以概括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的丰富内涵。在这些波折的背后,是西方学术思潮转向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取向的递嬗。     

浅析纳兰性德的爱情词

被王国维称为“清初第一词人”的纳兰性德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虽然他笔下的词内容有点狭窄,但是他的爱情词却因词直抒性灵、感情真挚缠绵而历来被人们争相传颂,本文试就他的这两类词的某些词进行分析,以期能给读者以某些有益的提示。     

民俗、社区与文化: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

由许仕廉、吴文藻、赵承信等领军的燕大社会学,一直有着本土化的学术自觉。在此探索与实践历程中,先行引入的孙末楠以民俗,尤其是以德型为核心的社会学说,影响深远。在吴文藻那里,社会学的民俗与民俗学的民俗有了级差,并影响到其社区社会学的建设,其指导的毕业论文有了重释风俗、礼俗与民俗的尝试。在"吴门四犬"中,现今湮没无闻的黄迪对孙末楠学说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诠释。受孙末楠学说的影响,与瞿同祖一道,黄迪对民俗进行了社会学释义,并化用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与林耀华同期提出"文化重心"这一概念。在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研究中,与把社区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调查的赵承信等一道,黄迪将社区-功能论夯实,并强调家、村、镇等不同阶序社区的连带性、一体性。由此,德型、社区与文化也就成为燕大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面相,并使其有着厚重的民俗学基底。     

论“死硬派”记者甘露德《中国之病》及其反响

《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被认为是在华西人中“死硬派”的代表人物。这种印象的生成与其在国民革命时期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之病》密切相关。甘氏宣称该书旨在“给中国挑毛病”。为此,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及既往的中外关系等问题着手,批评中国人是“缺乏管束的小孩”,并认为列强不应继续纵容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该书出版后遭到来自在华外侨和中国人的双重批评。在华外侨认为该书的刻薄口吻和露骨干涉中国的论调将惹怒中国人。中国读者中,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以甘氏侮辱民族尊严为由要求政府将其驱逐出境,此事还在《字林西报》中引发中外读者的一番争论。学者夏晋麟则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对中国的问题展开反思。该书出版后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五卅运动之后西方对华观感的复杂光谱,也反映出国民性话语与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正面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