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黔诗纪略》编纂目的考论

《黔诗纪略》是最为学界重视的黔诗选本.展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和存文献是该书的三个编纂目的.三个编纂目的共存使《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和文献功能兼具.贵州文献散佚严重,莫友芝保留文献意识强烈是"存文献"编纂目的产生的主要原因.从《黔诗纪略》编纂目的的认识情况来看,其"存文献"的编纂目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但《黔诗纪略》其他编纂目的也值得注意.     

南明大学士文安之佚诗辑录

文安之,字汝止,号铁庵,彝陵人.南明永历年间,拜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处军务.其以忠义激励诸军,锐意复兴明室.文安之著述亦丰,存世的有《易佣》十四卷和参与辑录的《新选注释古文蒙求不分卷》,然诗文集《铁庵稿》、《略园集》尚未得见.经笔者经多方搜索,得其诗20题79首.辑录其诗,不仅可以补明诗之阙,还可了解其诗歌创作概况,亦有助于深入了解明清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朝鲜时代儒者朴世堂《诗经》学研究

朴世堂是朝鲜时代(1392-1910)著名儒者,其《诗经》学著作《诗思辨录》打破了朝鲜半岛《诗经》研究独尊朱熹《诗集传》的研究格局,开创了《诗经》实学研究的先河.《诗思辨录》的《诗经》学特色主要呈现在四个方面:毛与三家,兼收并取;汉宋兼采,唯是之求;涵咏本文,以情解诗;关注现实,向往圣治.朴世堂在《诗经》经义的探究与阐释中倾注了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怀,其《诗经》研究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     

明代文人孙斯亿诗文辑佚CSSCI

孙斯亿,字兆孺,号云梦山人,明代岳州府华容县诸生。据陆可教《云梦山人孙兆孺墓志铭》记载,孙氏生于嘉靖己丑(1529年),卒于万历庚寅(1590年),得年六十二。所著有《云梦山人集》《园屋集》《鸣铗集》《浮湘》《南岳》《中州》《北游》诸稿,所编缉有《岳州府志》《华容县志》《刘氏族谱》《金石总录》诸书。孙斯亿则与王世贞、吴国伦、陈文烛等诗文唱和频繁,且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据笔者了解,孙氏所著散佚,存世不多。经多方搜罗,得其诗22题38首、文3篇。     

浅绛夺色 汪友棠瓷绘茶壶赏析

浅绛彩是清末出现的一种粉彩瓷器,相当一段时间内,大家并不关注。与标准粉彩瓷器相比,它不用玻璃白打底,而是直接在胎釉上墨色勾绘或加彩绘,配带绛色的多色彩染的工艺形式,用低温烧成。由着工艺技术上的特性,非常容易磨损,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发生色衰现象,暴露出浅绛瓷器的弱点。此后出现的新粉彩,与青花、五彩、单色釉替代了浅绛瓷。近二十年来,     

日本的百人一首中的恋歌与中国唐代闺怨诗之比较

唐代的闺怨诗与日本的小仓百人一首中都留存着大量的女性诗人或男性诗人以女性的视角写出。对爱情的渴望、忠贞不渝,男性不忠的怨恨等作品。两者有相似的创作背景下,其表现手法以及内容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两者存在许多不同。本文旨在对两者的创作背景和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试图考察其深层原因。     

印本时代与日本江户《诗经》传播

<正>日本《诗经》传播史上,《诗经》传播的载体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口头传播,比如师匠传给子弟,父亲传给儿子;有书面传播,例如加注了“道春点”、“文之点”、“安昌点”等不同训点的《诗经》注本,或是像朱子、古学、折衷考证等学派总结的各种读诗要领。传播目的也各不相同,或像释奠、进讲,面向特定场合、面对特定听众讲《诗》;或用之吟咏,陶冶情操,内化汉学涵养者;或以《诗》劝善惩恶,风化天下。江户亦然,传《诗》有着丰富的媒介和多样的方式。但与前代相比,江户特色最明显的,还是大量出版印刷的《诗经》书     

糖爸OR棒爸,父爱不缺席

一直以来,关于父亲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狼爸"萧百佑,靠"三天一顿打"把3个孩子送进北大;"鹰爸"让4岁儿子在雪地里裸跑而得名;"羊爸"靠"温情教育"把两个孩子送进北大和清华……不久前,湖南卫视推出一档明星亲子户外互动节目——《爸爸去哪儿》,火爆荧屏,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关于爸爸育儿的热议,使大家又把目光聚焦到了父亲这个角色和父爱这个话题上来。同学们,你们的老爸是什么类型的呢?实际生活中,你的父爱有没有缺席呢?     

尼姑闲谭

正作为旧时"三姑六婆"之一的尼姑,无论是在古小说中,还是在戏曲舞台上,不乏她们的身影与形象。我对尼姑的了解,实可追溯到在家乡的儿童时代。犹忆儿时生活在故乡越地的一个小镇,濒河而居,河岸对面就有一座尼姑庵,乡里人通常称之为"庵堂"。尽管横扫"四旧"之余,泥塑菩萨像或被拆毁,或被杂乱堆置一室,尼姑大多还俗,庵堂也已改作他用,面目全非,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听说庵堂这一称谓,且对庵堂中的尼姑有了好奇之心。在越剧的传统剧目中,有一出《庵堂认母》,故事出自《玉蜻蜓》中     

关于两岸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漆器后加款的两个问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公布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一方面重新梳理了镌刻乾隆御制诗的明代漆器,确认了几件漆器上的明代年款属清高宗年间所刻,指出与御制诗共存于外底的款识并非随意镌刻,而是尽量与重漆之前的落款习惯保持一致,弘历并非盲从明人观点,自己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另一方面,作者发现万历款的书写形式会因漆器圈足形状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进而认定了部分位于外底顶端伪款的刻作时间为万历或天启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