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英额"地方之考察

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是满洲著姓,出现满文创始人额尔德尼,大学士希福,一等公辅政大臣索尼,保和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阿图等人,历史地位显赫。清初从龙用八大户中的索姓,即都英额赫舍里氏,索姓是寻找都英额的重要线索,都英额的地理方位是建州女真抚顺市西,都英额的汉译文是关键,为四、四个之意还原大泗水的“泗“为四,是寻找都英额的根本。     

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秩序的确立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发展,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村地区。从1940年到1942年,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以整理合理负担为契机,深入乡村构建新的征收机制,确立起基层征收秩序。在整理工作中,根据地政府充分动员干部群众,将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村,在两根据地形成了整理合理负担的热潮。而新发现的账本材料也证明,新的基层征收机制运转良好,整理合理负担运动收到了成效。     

《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江南为例

本文以江南为例,揭示了三版《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及各地"原额人丁"的建构过程,证明"原额人丁"来源于乾隆《江南通志》中复杂多样的"人丁"记录。"原额人丁"的涵义复杂,定义不一,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研究中不假思索地利用这些数字是极其危险的。     

最后一次收农业税

2004年7月,我由湖南临武县某机关单位调至基层乡镇工作,时值农村如火如荼闹“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按惯例,全县一年一度的农业税征收工作也由此全面铺开。此项工作非常棘手,一展开便触及了众多遗留问题,造成各种矛盾升级,使得乡政府的工作举步维艰。     

论民国行政法院土地案件的裁判

行政诉讼制度是法制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日益强调限权的当今社会,地位显得更为突出。本文从基本状况和法律依托两个方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的行政法院审理土地类案件的司法实践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客观的评价。     

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

清代榷关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税收 ,而税收的核心内容就是“额税”的确定 ;“额税”的确定始于明朝的钞关。清朝统治者在对明代钞关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中 ,首要任务就是对明末钞关“额税”重新核定以及对清代新增榷关额税的确定。本文考察的清代榷关的“额税”专指作为其正项收入的正额和盈余两部分。     

甘肃合水金代清凉禅院敕牒碑考释

甘肃合水金代清凉禅院敕牒碑是甘肃庆阳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通载有金代寺额敕牒的碑刻,其所载的清凉禅院牒在历代金石著作中均未收录。该敕牒的发现,为了解金代佛教寺院管理制度提供了新资料,对研究庆阳地区政治史、佛教史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原碑拓片对敕牒的内容进行了补释,对金代敕牒的格式、获取寺额的程序、缴纳钱数以及敕牒产生的原因和时代背景等进行了探讨。     

中央与地方:捐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

捐输乡试广额是晚清朝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饷,解决财源枯竭窘境,保证军需持续供应而出台的新政策。此举导致各省乡试中额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晚清平均每届乡试取中捐输广额179名,增幅达14.3%,不仅抵消了乾隆九年定制各省乡试中额时削减的额数,且使实际乡试中额超过清初制定的清代最高乡试解额标准。同时,它还为清廷筹集军费1.5亿两,占咸同年间军费总支出的1/4。此中透露出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主动放权给地方的一面,而非既有研究强调的中央对地方扩权的被动承认和接受。     

勋旧佐领与世家——以额亦都家族为例

勋旧佐领是清代八旗佐领之一种,是清帝为奖励投顺有功、建立殊勋者以及姻亲,通过将属民、俘获以及陪嫁人丁等赏给后者,令世代承管的佐领.功臣后裔可借世袭佐领登上仕途,维持家族的地位.但是能否延续恩宠,不能仅靠佐领,还需要不断立功或加强与皇帝的关系.本文以额亦都家族十个勋旧佐领为例,利用《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五十八年满文《镶黄旗满洲家谱册》等文献,考察该家族勋旧佐领的编设、承袭问题,以深入对勋旧佐领与清代军功世家关系之认识.     

开封县征收“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始末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悍然撕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重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年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决定开征“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以下简称“特种捐”）,以弥补地方财政之不足。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公开使用“剿匪戡乱”字样,在国统区的财政部门中尚属首例,从而更加暴露了国民党河南省当局反共反人民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