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口退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刍议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不完善、相关规则与国际不接轨、税收征收管理可操作性不强,给中央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势在必行。我国必须建立高效快速的出口退税管理机制,加快深化外贸企业的改革,加快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和升级,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采取多种有效途径规避出口退税所带来的损失。     

德国和美国私有财产权征收补偿之比较研究

2004年宪法修正案使得我国征收补偿制度有了宪法上的依据,但是这一条文对征收的概念和征收补偿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界定,并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通过对美国和德国关于征收制度的宪法条文表现、征收的概念、征收制度的历史演进和征收补偿标准几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我国当前的征收概念应严格限定,而征收补偿标准应实行"市价"后的从宽补偿。     

晚清布特哈八旗贡貂"额丁"考

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改变了布特哈八旗计丁纳贡的传统,将索伦、达呼尔、摩凌阿鄂伦春正贡貂皮的征收对象,缩减为食俸饷官兵及1200名壮健无饷牲丁,免除了其余1575名无俸世职、贫弱牲丁的贡役,又以当年应贡3428人为"额丁",统计食俸饷人员的增减情况,据以确定之后历年的实际贡额.此举意在通过减轻税负来改善沉重兵役压力下三部人众的生计状况,藉以更好地发挥布特哈八旗的军事效能.咸丰九年(1859)、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八年(1882),1200名无饷牲丁渐改为披甲,贡貂终成食俸饷人员的专责.清末,因猎场丧失殆尽,布特哈捕貂生产停废,但清廷仍迫使其官兵照"额丁"购貂献纳,贡貂遂由针对生产活动开征的正常赋税,蜕变为赤裸裸的掠夺手段.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湘潭赋役成案稿》所见清代湖南钱粮征收中的官绅博弈

清初湖南在钱粮征收方面存在私征滥派等积弊,这些多征派的银两,按照“分润上司”的方式,层层输送,形成官场的“陋规”。而以湘潭生员石仑森为代表的地方士绅,利用人脉关系,甚至京控,为民请命。而咸丰年间的“湘潭章程”,也是由湘潭举人周焕南等士绅率先倡导,并经过地方知县、知府、藩司、巡抚各级官府反复博弈之后才得以出台。而官绅博弈下的“减赋”与“减浮”,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盘踞于征收诸环节中书吏们的牟利空间。而一旦外在的制约不再,各种侵吞依然会层出不穷。     

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明代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始, 即于乡试录取中采用固定解额制。它主要是根据各省区的人才分布或者说是人文状况,分配一定的乡试录取名额。如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的《初设科举条格诏》即对开科地区乡试录取人数作出如下规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40名,京畿地区100 名。(《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续修四库全书本)然而,明初于长期战乱之后立国,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思贤若渴。诏令虽对开科直、省乡试录取的举人数额做了具体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变通,“人材众多去处,不拘额数;若人材未备,不及数者,从实充贡”(《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此即其他     

最后一次收农业税

<正>2004年7月,我由湖南临武县某机关单位调至基层乡镇工作,时值农村如火如荼闹"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按惯例,全县一年一度的农业税征收工作也由此全面铺开。此项工作非常     

涉县娲皇宫藏宋代觉慈寺敕牒碑小议

涉县娲皇宫停骖宫内收藏有一通宋代觉慈寺敕牒碑,该碑原立于涉县索堡镇西悬钟村觉慈寺内,是宋代寺院敕牒公文的石刻本,虽已残缺,但对研究宋代寺院敕牒、颁布寺院敕牒的基本程序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伯驹与我的二位前辈

1964年,我从北京图书印刷职业学校文物班学习结业,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琉璃厂东街宝古斋字画门市部工作,跟靳伯声师傅学做书画收购,那时天天“下户”,就是到各藏家去寻货。北京什刹海一带居住着老画家周怀民、六额驸王爱兰及张伯驹等藏家,当然是常去的。张伯驹的大名,早在文物班学习期间去北京故宫博物馆参观他捐的隋《展子虔游春图》、晋《陆机平复帖》时就知道了。     

山东解放区的农村财粮征收(1946—1949)

1946—1949年间,因战争持续及脱产人员激增,山东解放区一直处于财粮紧张状态。为此,解放区不断强化对农村的征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缺粮严重,以至发生饥荒和逃荒的情况。但是,山东解放区并没有重蹈中央苏区因人力物力耗尽而失败的覆辙,不仅将战争坚持了下来,而且还靠农村财粮的支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间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中共领导机关身处农村,总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政策,缓和农村出现的危机,理当是关键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