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思想史视角下的《独立宣言》:以大卫·阿米蒂奇的研究为例

<正>近年来,在欧洲和美国兴起的全球思想史研究领域,哈佛大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阿米蒂奇1965年出生于英国,早年曾在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后来追随史学大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专治政治思想史,出版有《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一书。~①从2010年开始,阿米蒂奇参与斯金纳任主编的《语境中的观念》(Ideas in Context)丛书的编选工作,并于2011年接替斯金纳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浏览《语境中的观念》丛书,我们会发现,其中大多数     

以唯物史观为桥梁的中西史学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开始流传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对于我们国家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说"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对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从翦伯赞的历史剧评看文史关系

<正>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作为一位在史学领域成就卓著的史学家,他在戏曲研究领域也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他对于戏曲研究的涉猎,与他认为史部以外的历代文艺作品中包含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有关,但是又绝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史料学范畴,而是深刻地介入到戏曲尤其是历史剧创作的研究问题中。历史剧是指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经艺术加工而成的戏剧,是文学与历史学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结合体。文学与历史学之间既相通又互补,这是二者能够在历史剧中以和谐交融的形式展示出独特艺术价值的关键所     

史学精粹

<正>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     

韩国传统婚俗中的“中国元素”

韩国自三国时代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婚姻礼俗文化,但由于"土俗"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背后政治势力的阻挠,直至朝鲜王朝末期,由于政治上尊周思明的需要,英祖命李縡仿效《朱子家礼》编纂了《四礼便览》,才终将婚姻礼俗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考察中国婚姻礼俗在韩国的本土化进程及其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可以发现,当代韩国传统婚俗的程序及其有关婚姻的各种理念,都脱胎于中国,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这表明韩国传统婚俗源于中国。     

国史研究篇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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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国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诸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它又以记载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为重要特色,成功地创设了"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承裁着古代中华民族的智慧。《国语》历史叙事有很高的技巧,成功地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以对比手法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揭示出历史的深刻内涵,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并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述历史的范式。产生于战国初年的《左传》、《国语》两部名著,标志着先秦史学的发展达到重要的阶段,并为中国史学即将出现更加成熟的巨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议题与边界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已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界内外所关注的新兴增长点。然而,由于相关的史学理论研究尚未健全,在跨学科研究已逐渐成为一种学术风尚的情况下,学科边界问题并未得到当代社会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同样是研究当代中国,相比于社会学等学科,学界有必要坚持其史学本位。在跨越边界去借鉴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之外,更有必要充分认识到本学科的独特价值。通过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刊载的相关论文的研究,梳理和总结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有议题与边界,并与社会学等学科作方法论层面上的比较,可以更深入地探讨、认知当前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优势与不足。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河南大学出版社新书介绍

《现代文学研究论衡》,《史学评论》,《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