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体制下的日本神祗祭祀

自公元 7世纪至 8世纪中国唐代的律令制度传到日本后 ,当时的日本政府大多照搬了唐代法律的规定。而对于祭祀制度 ,由于中日两国风俗习惯不同 ,两国的祭祀制度也千差万别 ,因此 ,日本政府在制订《神祗令》时 ,并没有一味地照搬唐代的《祠令》的规定 ,而是沿用了本国固有的祭祀传统。但对于祭祀活动的管理、对于违反祭祀活动的处罚原则 ,却借鉴了唐代律、令中的内容 ,并有所变化。     

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二年律令》中许多律条是惠、吕时期以诏书令形式颁布的,它们在《二年律令》中呈现出来的正式的成文法形态,表明它们经历了将诏书令加工为律条、然后归属在相关律篇下的编辑加工程序。这不仅证明《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修订的当代行用法典,而且揭示了汉代追加、修订律与令一样,均来源于皇帝的诏书令。以往对杜周、文颖说存在误读。杜周、文颖说从法典编纂修订的不同角度诠释了汉代律令的区别与联系。至少从吕后时期起汉王朝在法典的编纂修订上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皇帝即位后通常要将前主颁布的令进行编辑,将其中属于九章律范畴的、具有长期法律效力和普遍意义的令编辑进律典,而将那些虽然仍然适用于当代但无法归入九章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令按内容、官署、州郡、干支进行分类编辑,形成令典。汉武帝以前是汉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时期,形成正律(九章律)、旁章(傍章十八篇、《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及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武帝以后,汉代律令的篇目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法律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具体条文的增删、修订上。     

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所以,尽管有广大农民的勤奋开发,农业生产也曾一度繁荣,但由于违反了自然规律,终难逃脱衰落的命运。     

明清沙苑回、汉民的经营方式与生态环境变迁

明清时期,沙苑内的居民主要由回民和汉民构成.同治以前,主要以回民为主;同治以后,则全部为汉民.回民的经营方式具有多样性,主要从事蔬果种植、畜牧业和商业,这样的经营方式对沙苑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而汉民则主要从事单一的农田开垦且耕作方式粗放,这样的经营方式对沙苑的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回民的经营方式就优于汉民的经营方式,只是在沙苑这样特殊的地域范围内,回民的经营方式更有利于其生态环境的良好运行.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沙漠戈壁长城

据说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称,在太空和月亮上,能辨别的人造工程只有中国的万里长城,而看得最清楚的是处在中国西北的戈壁沙漠中的长城。     

朱彝尊《解佩令·自題詞集》新探:文本索隱、詞史觀照與典範生成

朱彝尊的詞體創作與理論之間存在時間錯位,康熙十一年(1672)至十八年,是朱彝尊形成其個性化詞學觀的關鍵時期,在此之前,他並無自覺的詞學觀,在此之後,其詞學觀影響漸廣,但本人之創作熱情急劇消退。朱氏《解佩令·自題詞集》只能對應康熙十八年《浙西六家詞》本《江湖載酒集》,是劃分其詞學道路的重要界標。該詞對豔情題材的反復闡説,與清初詞壇豔詞話語中的焦慮、悔尤心態相呼應,也反映出朱彝尊與試“博學鴻詞”時的幽微心理。《解佩令·自題詞集》成爲後人解讀朱詞的重要依據,詞中對詞學師法、寫作特點的自陳在後世詞論中得到持續演繹,而該詞的體、調、韻、語句同樣澤被深遠,這些因素共同推動其躋身清詞名篇之列。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补六则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状况,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依据《俄藏黑水城文献》底片中的Инв.No.5590号写本未刊残片和Инв.No.5581号刻本未刊残页,补克恰诺夫俄译本、《俄藏黑水城文献》本和杜建录等整理本所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和卷十三中的123个字。其中89个字此前未曾校补,内容包括卷七《为投诚者安置门》“头诚人不告纳取畜物”条前半部分、“内宫任职逃后投诚”条后半部分、“他人妻强行夺重返”条后半部分、“他人妻逃后投诚”条前半部分和卷十三《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转领符牌告导送”条最后部分。另外34个字为卷七卷前目次,此前曾经正文校补,但Инв.No.5590号写本未刊残片,对确定《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卷前目次仍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长吏”考

在秦汉四百多年时间中 ,“长吏”的含义有过变化 :秦及西汉时期大致指县令长、丞尉等县级官吏 ,但西汉有时也仅指县令长 ;到东汉时期则转为郡国守相和县令长等地方行政首长 ,而不及其佐官。秦及西汉时期 ,“长吏”还没有完全专有名词化 ,故还有用作“大吏”和“上级官吏”之意 ,到东汉则基本为地方治民长官专用了。而都官长丞和侯家丞自始至终没有被包含在长吏的含义内。这从尹湾汉简所载东海郡县长吏和都官长丞、侯家丞的迁转差异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西夏律令中的水利资料译释

从19世纪张澍发现西夏碑[注1]以后直至今天,西夏文字和历史成为国际上很多国家专家学者关注的研究学科,并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唯独农田水利建设等少数领域,由于资料奇缺,很难涉足。1988—89年,前苏联东方学家克恰诺夫教授把极其重要的西夏文法典《天盛鼎新律令》(直译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翻译、研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