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车令”印考

包头博物馆于2014年底征集到一枚"五原车令"印。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对此印所反映的历史信息进行考证,认为此印为五原郡掌管车马的官吏——车令所佩戴的印信。汉代职官制度中未明确记载郡设车令一职,此印恰可补史之缺。印文中"五原"为今内蒙古包头地区,此印不仅对包头具有历史价值,在书法史、印史、文字发展史上均具有较高的价值。     

求才令与汉魏嬗代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前夕 ,袁绍阵营最后覆灭 ,曹操奉天子讨不臣的战略目标胜利完成。战后曹操实施战略转变 ,放弃武力征伐 ,在北方转入文治。建安十五年以后颁布的三道求才令 ,与其所处战略阶段的人才要求不吻合 ,唯才是举并非为了完成统一而提出。曹操的佐命人才也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全部到位 ,求才令颁布后 ,实际没有吸收新人才。本文将三令与同步进行的曹操建国活动联系起来分析 ,可以为开掘唯才是举的历史内涵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角度。     

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的实证

1987年,笔者于许昌博物馆主办地方历史陈列时,借展了临颖县文化馆在汉魏许都故城南郭城遗址(现临颖县城南董村)中出土的四方龟钮铜印。     

唐代洛阳的地域文化与职官制度

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了洛阳职官制度的特殊性在洛阳地区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三大条件 :一 ,聚集了大量的官僚 ;二 ,分司官职务悠闲 ;三 ,能吸引青年人来洛阳。以此来说明唐代洛阳文化繁荣的部分原因。在第二部分 ,解释了河南尹清静为治以及赤县令以社会治安为政绩的原因     

宋《天圣令》“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再探北大核心CSSCI

宋《天圣令》沿用唐令旧文,参修新制,对不适用的部分作修正。宋修改唐令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更改旧令,参补新制,立法者考虑到令文涉及的制度的完整性,对唐旧文作必要修改,根据编敕中规定的新制适当地参修入《天圣令》,编敕中仍然保留着这些新规;其二,保留旧文,只删不补。对于某条宋代仍在行用的唐令,即使新制承续补充了其所涉及的制度,如果《天圣编敕》已收载新制,基于编敕优先的原则,《天圣令》不再作具体补充。这一参修新制的原则与宋代法典体系中敕、令、格、式的职能性分工有着密切关联。参修新制,必因唐令旧文,需要唐令中有相应的可以接续的具体条款,否则不会被修入。《天圣令》在沿用唐代法典修纂方式基础上作了一些更改,尚不能完全摆脱唐代的影响。     

《新安文献志》收录唐户部蠲牒考析

《新安文献志》收录的一通唐代户部蠲牒,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基于对蠲牒内容的考析,结合新出《天圣令》,对唐代任官者及其荫亲的赋役蠲免内容与程序进行讨论,以丰富学界对唐代蠲免事务管理的认识。     

葛洪交趾丹道之行考论

葛洪因早年平贼旧功,东晋时被再荐重任。因仰慕交趾富产丹砂和仙药,心系丹鼎的葛洪贱求勾漏令,希求在交趾"炼丹以祈遐寿"。葛洪远赴交趾的丹道之行由于史载不一而历来颇有争议。根据《太清金液神丹经》中的《抱朴子序述》及前人相关研究成果,葛洪在晚暮之年确曾不顾鄙俗毁誉而南下交趾弘道传教,对丹鼎派道教南传越南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评赵晶《〈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

<正>中国政法大学赵晶博士的《〈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8月刊印,全书共四章、九小节,分别就唐宋令典篇目、唐宋令文变化、唐令用语考证、唐令复原等主题进行研究,并对学界现有研究路径与部分宏观结论提出个人看法。该书有如下特点:一、唐宋时期令典大多亡佚,传世史籍对于令典篇目的记载甚少,令典全貌如何、唐宋令典篇目有何变化等问题,皆是学界始终关注之处。作者回顾《唐     

从永昌王府白话令旨看巩昌帅府与永昌王之关系

本文从陇西古代方志载录的两篇白话碑文入手,通过释文析义、考证史实、辨别分歧、梳理是非等方法,探讨了元初巩昌帅府与河西永昌王之间的隶属关系。同时,揭示出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是促成巩昌地域佛教势力与佛教文化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康熙试种推广双季稻

据新编《吴县志》、《苏州市志》载：在清康熙年间,“苏州葑门,种喇嘛稻,亦称西番籼,岁可两季,农历三月十八日谷雨前插秧结束,六月初四收刈完毕。第二熟六月十六日栽插结束,九月十五日收刈。”据《清稗类钞》、天津大学历史研究所白新良主编的《康熙皇帝全传》和由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洪焕椿编的《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等书载：康熙皇帝在听政之暇,选宫内丰泽园开垦水田数畦,种上玉田产的稻种,每年九月成熟收刈。某年六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又照例来到田边察看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