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选择地恢复传统年节祭祀

祭祀活动根源于鬼神信仰,本质上是将人际交往礼节实施于观念中的人神之间。然而,由此形成的祭祀文化,则完全超出了人神关系。陆游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家祭本是常规     

罗马的地下世界

卢卡把脑袋探进下水道,吸了口气,咧嘴乐了."今天这阴沟还不算太难闻."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双脚探到涅尔瓦广场中央一个黑漆漆的洞里,钻了下去.虽然有他这份乐观,黑暗中还是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尿液、柴油、稀泥、正在腐烂的老鼠尸体,全都混成一片.简而言之,你觉得一个不间断地使用了2500年的下水道应该是什么味,就大致不差了.卢卡在颜色好像迷彩服的污水中跋涉前行,抬脚迈过经年累月冲刷至此的神殿碎片和被丢弃的石灰华,一幅现代生活的"西洋景"在我们身边漂过烟屁股、塑料袋、塑料打火机、婴儿奶嘴、还有一堆纤维状的灰色物质,看上去像手纸,数量之大很是令人不安,因为未经处理的污水不应该流经这里.在一个转弯处,卢卡指给我们看一只破碎的双耳陶瓶,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躺在稀泥里,旁边是一只派洛尼啤酒的破瓶,可能才扔出来一周.它们一起构成了动人心魄的见证:人们向这座城市的阴幽地府中丢弃垃圾的历史是如何久长.     

董福祥与晋商票号协同庆

研究晋商的学者认为,清代晋商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封建性与进步性。所谓封建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封建政府把晋商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非常特殊的相互依托关系。山西票号,是晋商自明清以来经营了数百年之后的历史产物,在它身上体现的是封建体制下的进步性。我们去山西平遥县城游走观览,去王家大院、祁家大院欣赏那些依旧保存完好的明清以来的古建筑群时,就会想到晋商存在的文化意义。     

汉代食饮杂考

古代人的社会生活状况,是我们了解古代历史的重要方面,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由于汉代食饮状况的材料或缺载,或记载分散,或古今名实的差异,今人对之进行研究并不容易.幸而近年不断有地下材料出土,可以帮助我们结合文献对汉代食饮状况进行研究.但是由于时隔久远和记载模糊,学界对许多方面的的理解还存在歧见.可以进行讨论的内容主要有1.大豆黄卷;2.豆脯;3.茄子等;4.狗(月習)马朘等;5.饼食;6.糁与饺子;7.寒粥;8.素食;9.浆;10.乳.考证不敢断为必当,但提供了一个继续进行此项研究的基础.     

张家山汉简所见汉代婚姻禁令

张家山汉简中的婚姻禁令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关通婚范围的禁令,包括禁与逃亡者为婚、禁奴与主婚配、禁异国通婚等内容;二是有关婚姻伦理的禁令,包括禁通奸、禁烝报等内容.这些禁令既对当时的婚姻嫁娶有强烈的规范意义,又对后世的婚姻立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分等分类视角中的汉、唐冠服体制变迁

所谓中国古代"冠服体制"的变迁,主要是指其分等分类样式及其在历代的变化.根据研究需要可以将其设定为"自然分类"、"职事分类"、"场合分等"、"级别分等"等概念,以此为工具来分析历朝冠服及服饰元素的不同排列组合样式以及冠服体制的表述形式.其结论是:周朝冠服体制特点,主要是"自然分类"和"级别分等"的结合.汉代冠服体制的特点,是其"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相对突出;其时冠服的分类功能强于前朝后世,其分等功能弱于前朝后世.魏晋以后,冠服体制的重心日益向"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偏转,服饰元素的等级规划日趋繁密.越是到历史后期,冠服之分等的功能越强.对上述变化的原因及意义,由此种视角的研究可以提供初步的解释.     

论欧洲认同和欧洲一体化中的认同问题

欧洲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文化上的同一性,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欧洲认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认同成为欧洲人们的主要和基本的认同.当代欧洲一体化中始终存在是否坚持民族特性/认同的斗争,一体化进程没有取消民族国家认同,也没有形成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认同.但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认同发生了变化,变得具有开放和兼容性.这对于当今时代人们对待"认同"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

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的地位举足轻重.教授的"治校",不仅限于学术性事务,而且包括几乎所有学校事务;不仅作为群体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个体深度介入;不仅"参与"校务,而且"决定"校务.他们不仅是学校几乎所有事务的决策者,而且是执行者和监督者.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     

史料、方法、理论——谈马新中文源流“华人研究”主体的建立

从史学的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史料、方法、理论三个层面对马新中文源流“华人学”主体性建构可能性的探讨,得出结论,由于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严重不足和匮乏,马新“华人学”的未来,只有在史料的发掘和解读的基础上,方能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方法和理论。     

深入宣传贯彻《条例》大力促进地方志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实施两年来,我市地方志事业逐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得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实践表明,该《条例》的公布实施,对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实现依法修志,建立地方志工作的长效机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