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地马拉的黑暗与光明

正"跟我走,就在前面。"一位危地马拉城的陌生大姐,为了给我指路,已经带我行走了很长一段路。十几分钟前,我拿着地图找这位大姐问路,不会英语的她用手势比划了一下,看我满脸迷茫后,果断拉着我开始去找我想要到的地方,我清楚地记得她原来要去的方向和带我去的方向是相反的。一路上她用西班牙语和手势与我交流,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种旅行中久违的温暖和快乐。这和我进入到危地马拉时的糟糕情绪完全不一样。或许,这就是危     

福建省铸机制制钱问题的探讨

<正>我国近代的机制制钱从诞生到消亡仅历时二十多年,这个时期距今也不过百年左右。然而,由于对机制制钱的重视和研究不够,错误认识比比皆是,不少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福建省铸机制制钱的争议主要涉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六）

河南省地政局 省地政局系全省土地行政管理机关。该局工作主要有：地籍整理、征收地产税、组织开垦荒地及整理省与省、县与县之间插花地等项。     

论沈葆桢维护主权与对外开放思想

对外开放与维护主权是中国近代两大突出主题。国家在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如何避免主权的丧失。成为晚清朝野内外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同时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又必须回答如何开放以及如何在开放中维护主权的问题。1866年,沈葆桢受命福建船政局首任船政大     

民初“二次革命”前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联邦制的论争——以《民立报》、《庸言》、《东方杂志》为中心

清末传入中国的联邦制思想,在民初新的政治环境中,引起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极大关注和论争.<民立报>所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主张有限的中央集权,即某种程度的地方分权;<庸言>所代表的原立宪派知识分子主张中央集权;而<东方杂志>则折衷于二者之间.同时三者还提出了各自对地方制度的不同主张.他们的态度和主张与民初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自所代表阶层利益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     

金陵机器局始末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局面。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萌生了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意图,并加力提倡,自1865年(清同治四年)始,用3年时间,兴力起4家近代化的兵工厂。即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福建船政局,1867年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机器局,1865年在南京创办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又称江宁机器制造局或江苏机器制造局)。以上4家机械化兵工厂的创办,在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徐建寅会办湖北铁政局前后

自1875年起,中国开始向国外相关国家陆续派出驻外公使。为及时沟通政府与驻外公使的联络和文函传递,驻英公使郭嵩焘上书要求设立文报局。1876年12月,清廷批准文报局在沪成立。局址在外滩招商局（现中山东一路9号）,专事传递驻英公使公文及其人员的信函和物件与国内的往来。     

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

本文从咸丰三年曾国藩与王錱失和入手,分析了其背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复杂关系.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湖南官场的种种阻力与打击,处境孤立;与此同时,二度抚湘的骆秉章却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两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暗中较量,王錱最终脱离曾国藩投入骆秉章的帐下也是这种较量的结果.     

大历、建中、元字、中字钱新考

唐代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和元字、中字铜钱存上世纪90年代前面世罕少,被泉界视为大珍。1992年在新疆新和县古城出土了3000余枚大历、建中钱,还伴有少量的元字、中字钱,引起了诸多泉学家、史学家的极大关注,有关研究文章也随之纷纷登上各大刊物,试图揭开大历、建中钱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关于它的铸造时间和铸造地点,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再谈“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兼与陈勇男、戴政二位先生商榷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和许多西域钱币一样,曾给泉界留有许多神秘的色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永生先生研究并撰文《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一兼论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对西域的坚守》后,其铸造者、铸地、使用性质、流通范围等困扰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上千年的难解之谜才被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