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崇祯钱与“一马乱天下”之谶

崇祯年间,政局动荡,在流通领域的反应是钱币版式繁杂,质量各异,其中最奇者,当属“跑马崇祯”无疑。是钱本为崇祯小平铜钱的一种,只是在背穿下铸有一奔马形的图案,俗称“跑马崇祯”。退庵钱谱载：“其穿下有奔马形者,俗呼崇祯一匹马”,并云可治难产催生等等。在中国古代正式流通的铸币之中。除前有汉时的白金三品,后有唐代的祥云、瑞雀外,铸有图案者少见。图案类钱币,多存在于玩赏类的花钱之中。     

唐高宗遗诏的产生及其与政局的关系

通过对唐高宗晚年政局的探讨,指出高宗与武则天在皇位传承、社稷存续上存在的尖锐矛盾,由此论证高宗遗诏与高宗生前的一贯思想背道而驰,有不实之处,是按武则天的意愿写成的。章在分析、揭示唐高宗遗昭产生的真相的基础上,对高宗死后不到一年内发生的诸如中宗、睿宗废立以及裴炎被杀等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作出新的诠释。     

宅兹中国:周人确定“地中”的地理和文化依据

"中国"称谓的形成,当与"地中"(即所谓"天下的中心")这个表述地理方位的概念有关。周代"天下"的范围大致南起广东番禺、北至内蒙阴山、东起山东半岛、西至甘肃渭源,而登封告成恰为其中。这就是周公通过"夏至正午,表长八尺,景尺有五寸"得到的结果,以此判定"地中"的思路是科学的,得到的结果也是可信的。对于"中"的重视来自文王及夏商时期"建中于民"的理念。上古时代形成的"建中于民"的思想深刻影响后世的诸子百家,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核心。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一部个性化的民间文学教材——简评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谶

自从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教材《民间文学概论》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二十七年的时间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民间文学概论》似乎一直是比较经典的民间文学基础读物。尽管国内外涌现了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学科建设颇有成就，而且民间文学本身也遭遇了不同的时代命运，但遗憾的是，多年来民间文学教材编写似乎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演变

俄国十月革命两个月后，布尔什维克的党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过了半年，苏维埃内的多党制宣告结束，一九二二年底，俄国多党制为一党制彻底取代，这两项重大决策根据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是弊是利？是祸是福？值得反思。     

奕劻与甲午战争

奕劻在甲午期间提出群臣集议，并参与群臣集议、附和集议的结论。但是他亦有自己的主见，即主张和议。在甲午战局未明朗时，他坚持有条件地和议；甲午战局不利于清延时，他又主张放弃原先的条件，甚至可以出让土地，以求和议。不过，他在战争期间也支持筹饷、购买军火、军舰，并两次自请统兵出征。他在甲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廷的最终决策，也影响了前方督兵作战的督抚们的决定，带来观望的消极影响，最终对甲午战局也产生影响，使得清延处于不利的位置。     

蒋介石收服盛世才始末

新疆有外蒙第二的危险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同内地交通不便.辛亥革命后,新疆虽已"归附民国",但由于国家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对新疆一直鞭长莫及,新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上台任新疆边防督办,原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任省主席.南京中央政府曾试图趁机改变新疆长期以来的半独立状态,特别是要限制盛世才的权力,废除督办制,改为军事委员会制.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说:政府对于刘文龙、盛世才,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要看他对于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等几件事肯不肯做,能不能做.如果刘文龙、盛世才能够举行,我们便将权力交给他们,否则,就交给别一个.但南京中央政府的这一计划因盛世才的抵制,未能实现.盛世才利用苏联的军事支持击败了新疆境内的敌对军事力量,统一了新疆,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并请苏联派一个加强团驻守新疆东部门户哈密.盛世才后又兼任新疆省主席,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比其前任更加远离中央,更具独立性.但名义上新疆仍是中国的一个行政省区,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派有常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