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为景碑撰新传——《景教与〈景教碑〉》评介

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馆员路远,常年研究碑林碑刻,著述颇丰,在这本<景教与(景教碑>>之前,已发表有关西安碑林历史和藏石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并撰写了<西安碑林史>、<碑林史话>、<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等专著,显示其在碑石学领域的扎实功力.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考释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2004年7月发现于甘肃省宁县,碑身仅存上半部.残高1.35、宽1.1、厚0.37米.碑四面均刻有文字,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北魏正始元年(504),持节、督豳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豳州刺史山累为孝文帝建寺立碑之事的题记,以及豳州地方官吏的题名,分布于碑阳、碑阴下部和碑两侧;二是碑阴上部隋开皇六年(586)的一个造像题记及佛社成员的题名.此碑吴荭等人有文章介绍其基本情况,另附有碑身局部照片、碑阳和碑阴拓片、录文等内容,并对碑中内容做了分析[1].     

西夏碑(石)刻述要

西夏遭到蒙古毁灭性的打击后,人民流散,城池沦为废墟,遗迹、遗存屈指可数。加之宋、辽、金修史,也刻意跳过西夏这一段历史,致使西夏历史几乎不被后人所知。清嘉庆著名学者张澍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通过这块夏汉文合壁碑的碑文,揭开了西夏文字之迷。自此,西夏历史文化才犹如一方初遭洞开的迷阵。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有文字记录的碑刻就显得特别重要,它犹如一卷卷石刻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书法艺术价值,成为揭开西夏历史文化神秘色彩不可或缺的实物佐证,具有丰富的史料、文物价值,对考证史籍、辅翼方志、存史资政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李师中《劝农事》碑

桂海碑林因其"碑刻如林",壁无完石而得名。碑林中北宋李师中所写的《劝农事》的布告刻于其中。《劝农事》碑以当时的社会作为背景,阐述了"民治"和"农事"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水河县的两方明代长城界址碑

内蒙古清水河县南境口子上和老牛湾的两方明代长城界址碑为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山西西路右参将郭瀛所立,专门记其分守的内外长城长度和各类防御设施数目。本文对立界址碑的历史背景、明代丫角山的位置及明长城各类设施中较为特殊的构筑物暗门和水门做了论述。     

唐著作郎官与碑志文考论

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原本属于著作局的修史职能,转移至新创设的史馆.此后著作郎官的职责主要是修撰碑志、兼职修史和编纂图籍.郎官职务变动与碑志文体发展的关系较为密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郎官1选任重史才,使碑志文的史传性质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其二,作为官方力量介入碑志撰作,一方面使其发展趋于保守从而高度程式化,另一方面与私人力量相互作用,使其总体形态呈现骈散交替特征.     

清代翰林院庶吉士人数考辨

翰林院庶吉士制度是清代重要的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制度,对清代政治、文化诸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代翰林院庶吉士人数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问题的提出及统计的依据有关清代翰林院庶吉士人数,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统计数据:     

乾隆《阅永定河记》碑与永定河的治理

位于廊坊市境内的回龙亭碑刻有清乾隆三十八年御制文《阅永定河记》和两首御制诗,本文试图从碑文入手,并梳理相关史料,还原永定河自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八年六次改道的历史。初步探讨乾隆的治河理念与方法。     

《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碑》考

《巴郡太守樊敏碑》刻于东汉建安十年(205年)三月,位于今四川省芦山县境内。碑通高2．92米,宽1．23米,厚0．26米,上方微削,圆顶,圭首作二螭龙,首向右抵于碑肩略似螭拱状,碑首中稍偏右镌篆文“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12字,额篆分为两行,每行6字,其下有圆形穿眼,穿下为碑文,隶书22行,每行29字,碑下龟趺首偏向右,龟背凿有深糟以放置墓碑。碑阴有北宋丘常、南宋程勤懋的护碑题跋。     

近代伪造的云冈龙门样式石佛

随着乾隆、嘉庆时代以来考据学的兴起,文人的兴趣多转向碑版石刻,而许多造像碑、石窟造像又多有题记,故清代的金石书内连带也著录了许多佛造像。云冈、龙门、天龙山等石窟的佛造像为世界所注目也不过是近七八十年的事。如二十年代日本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