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里犬丘与秦人早期历史相关的一点线索

2002年5月,为了寻找秦人早期历史的相关线索,我们对位于陕西兴平南佐村一带的槐里犬丘进行了考察,发现槐里犬丘可能与秦人早期的活动地有关,现略作陈述,并顺便讨论几个相关问题。     

我国固废危废处理现状及对策建议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爆发频频给人们敲响警钟,世界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相继出台系列政策对人们生活与工业中的固体废物处理方案加以约束。我国固废处理行业总体来说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工业固废处理产值的 5 年复合增长率＞ 10%,未来固废处理行业市场广阔。随着固废的增多臭气问题不断增加且具有严重化的趋势,如何采取有效的处理技术合理解决臭气问题是固废处理行业的关注重点,本文现针对业内臭气处理技术与应用进行简要探讨分析。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     

元代初期诸路转运司考述

诸路转运司在世祖朝曾两立两废:中统三年正式设立,至元八年被明令罢废;至元十三年复立,而至元十五年旋又被罢废。诸路转运司职能广泛,负责督办一路财赋,直接经度诸色赋计,并且还在掌握户口增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职能;然而其漕运、监察等项职能却渐趋弱化。其地位较高,曾一度与宣慰司、廉访司并称"三司";在元代前期北方的财政税收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元代诸路转运司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总管府路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定型。     

续志资料博观约取的原则和方法

博观约取是撰史修志关于搜集、整理和利用资料的基本方法。当代志的编修,各类事物记忆犹新或仍历历在目,这种情况既为利但也可能是弊。论其利在于亲历、亲见或亲闻,对事物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也就是对社会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比较清楚且能明断,能够科学地博观约取。论其弊也在于“三亲”,但只限于耳目之感觉,缺乏对事物的深刻认识,于是不分大小轻重,有闻必录,凡事必记,结果是博观有余而约取不足。因此在研究博观约取的原则和方法上,必须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杨儒拒约”与《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

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期间,杨儒是清廷对俄交涉此事的特命全权大臣,其所辑之《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其间清政府的决策经过,同时也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杨儒在此问题上的真实态度。与后世的普遍看法不同,杨儒的"拒签俄约"并非出于本意,而是种种压力与顾虑之下的无奈之举。杨儒始终认为,签约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后的正确选择。     

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晋朝废乐考

早期中国的音乐具有与政治分不开的特征,而在儒教经典中的废乐思想,即由于禁忌观念而排除音乐的思想,到晋朝才反映到国家仪礼上。本文以废乐为主,对王朝动态与运用音乐、国家仪礼与魏晋风俗的关系加以考察探讨。     

再生资源利用促进碳中和固体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前景广阔

文章首先介绍了国内固废资源回收以及利用的情况,其次提出了固废回收行业的发展思路,最后围绕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展开了讨论,指出要想实现持续发展,应尽快落实完善现有税收机制、引入园区经营模式等工作,供相关人员参考.     

论《民四条约》的效力与北京政府的主张

一战后,国际法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北京政府敏锐注意到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尝试运用国际法中关于条约有效性的诸学说,探索废除《民四条约》的可行性。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等外交官首次利用情势变迁原则,以中国被迫缔约、该约不利于世界和平等理由,主张《民四条约》应该失效。巴黎和会后,北京政府利用国际法的意识更加明显,如王正廷利用霍尔的学说,主张《民四条约》无效。和约研究会主张《民四条约》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强调取消《民四条约》是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的义务。华盛顿会议后,外交部根据法籍法律顾问宝道阐述的国际法主流观点,未直接以国会决议宣告《民四条约》无效,而是从国际法情势变迁原则与条约目的须合法两点立论,宣告废约,以谋求与日本进行废约交涉。这是北京政府在和平状态下,利用国际法宣布废约的第一例,为后续中国向列强提出修约、废约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废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