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团"隶属关系及高鹏其人

近日翻阅由李良志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的历史作《全民抗战气壮山河》,发现该书“徐州会战”一节,对在江苏邳县连防山地区全团殉国的“高鹏团”的隶属关系记述有误。该书第520页有这样一段记述：     

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

本文运用大量的文献材料和档案资料,对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了与以前论述不同的结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是正确的,阵地防御和战术反击同样重要;在"侧面截击"即反击的作战时机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上,中国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有正确选择也有重大失误,正确的选择居于多数,重大的失误主要有两次,一次是8月下旬中国军队对黄梅地区的反击,这次失误,主要表现在反击作战的作战区域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不当,第二次重大失误发生在9月上、中旬,主要表现在选择反击作战力度不够和时机不当的问题.出现重大失误的重要原因,一是许多将领对前线情况不明、情报不准,甚至故意夸大敌情,导致判断失误;二是各级将领有畏敌情绪,作战意志不坚决,经常畏缩不前,影响了战地指挥官实施断然反击的决心,三是各作战部队的作战协同问题.     

空军第三十二中队在武汉会战中

白崇禧进京不久,广西航校编人中国空军战斗序列的第七、八两中队随即奉令北上,接收俄援E-15驱逐机。1938年元月,在兰州装备完竣飞回襄阳．3月10日,移防孝感。当时朱嘉勋为第七中队副队长（队长吕天龙）,曾参加鲁南、汉口、南海三灶岛诸战斗;同年,因功升任空军第三十二中队队长（原任队长为张柏寿）。当时第三十二中队已换装英制双翼单座驱逐机（格机Giadieetoi）,同时改隶空军第三大队,驻防桂林。     

对几件常德馆藏元青花瓷器的认识

近年来,由于国内艺术市场收藏的火热,更因元青花存世之稀,元代青花瓷器已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又因为大量仿品充斥收藏市场,国内的文物专家对于民间收藏的元青花基本持否定态度。其实,历年来都有部分出土的文物已被民间收藏,其中也不能排除有元青花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少之又少罢了。1996年12月湖南常德澧县余家牌坊附近,当地砖厂工人在一台地取土时挖出了一个铜罐,上面覆盖铜洗一只,罐里面装有元青花香炉一件、     

回忆“钦迪特”支队深入衡阳、邵阳敌后的战斗

"钦迪特(Chindits)"是缅甸人信奉的万能神兽之名,狮首鹰身,既能翱翔于云天,主宰众禽;又能驰骋于原野,威服群兽;还能潜行于江海,驾驭水族;兼之性持正义,惯于除暴护良,缅甸民众普遍信奉,视之为保护神,并在建筑物及房屋的门楣上雕刻"钦迪特"的狮首鹰身像以示崇敬。1942年4     

简评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判决

今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日军1940年至1941年在中国浙江和常德进行细菌战“造成好多中国居民死亡”的事实首次作了认定,但做出拒绝受害索赔要求的错误判决,这一判决包含了如下错误。     

湖南常德出土"秦十七年太后"扣器漆盒及相关问题探讨

1999年元月,常德市文物处在湖南常德德山的寨子岭发掘了一座两椁两棺的楚墓,出土了错金铭文弓末系弦器一对,“噩 大夫 ”(图一)铭文铜印一枚,还有“十七年太后詹事丞□,工师□,工季”(图二)针刻铭文的扣器漆盒一件,该墓以其明确的墓主身份和确切纪年的标型器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笔者曾参加了该墓发掘,现就该墓有关的几个问题,略作讨论。     

湖南出土金银器略说

湖南历年出土金银器数以百计,从时代来说,最早的是西汉,最多的是元代。从出土地区来说,则以常德地区为大宗,次则株州地区和沅陵县。从器物品种来说,金器有冠、帽花、钗、笄、插、括、梳子、手镯、手钏、耳环、耳勺、带扣、珠、杯、印、钱等,其中以金饰为主。银器有壶、、碗、杯、盘、碟、爵、鼎、盒、罐、发簪、手镯、发钗、花髻等,其中以生活器皿为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