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起蒲公英的那一刻

十岁生日那天,母亲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那是一把红棉吉他。母亲是位乡村音乐老师,她轻轻拨动琴弦,流淌出美妙的乐曲。他听得着了迷,缠着母亲教他识谱,教他弹唱。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指尖也能如蝴蝶般在琴弦间飞舞。那时日子虽然清苦,却有无数小快乐。可是,两年后,母亲因病去世。想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悸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纤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奔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     

大玩儿家

很早以前,艺术品收藏就成了封建皇室、贵族的专享。从清宫《造办处陈设档》、《石渠宝笈》中数不尽数的奇珍异宝,上溯到宋《宣和画谱》、《宣和书谱》,从唐太宗穷敛天下王羲之真迹上溯到秦始皇终于追寻到价值连城的随侯珠、和氏璧。     

颜真卿后裔定居赤溪

近年来在福建省政和县境内千米高山区的澄源乡赤溪村颜氏宗祠内,发现了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族谱一《鲁国序谱》及颜真卿使用过的玉带等文物。这一消息立刻引起研究颜氏的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纷纷前往考察探究。     

安氏木刻《孙过庭书谱》及其流传

清安氏刻《孙过庭书谱》系清代大收藏家安岐摹刻木刻版。共27片,正文13片,陈奕禧书释文14片,梨木质,采用白文双刀技法镌刻,每片长103厘米,宽33厘米,厚3厘米。史评墨迹完好,钩摩尽善,与他刻迥异,为安氏木石二刻之木刻本,现藏诸城市博物馆。孙过庭(约646—691年),字虔礼,唐吴郡人,一说陈留人,官师府录事参军,是唐初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艺术理论家,善真、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精。与书家王绍宗,名才士陈子昂相友善,当其卒后, 陈子昂颂其为“有唐之不遇人也。”《孙过庭书谱》是孙过庭书法理论著作手稿,完成于垂拱三年(687年)。孙过庭在几十年的书法实践中,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谜其理。”“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     

五代祀天祭祖礼考述

礼制是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结合点,祀天祭祖礼作为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明权力来源合法化的主要标志。五代吉礼特别是祀天祭祖礼在乱世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更多更好的施行,传世的材料也相对多一些,却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本文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五代时期祀天祭祖礼的基本情况,分为昊天上帝和祖宗两个部分进行了排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五代祀天祭祖礼的基本面貌。     

山西运城出土几盒裴氏墓志

闻喜裴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声望显赫的名门望族和世家大族,起源久远,支脉繁荣。自秦汉至明清,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其人物茂郁如林,门第久盛不衰。特别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闻喜裴氏与三辅韦氏、汾阴薛氏、河东柳氏一起被合称为“关中四大姓”,见著于史册记载的人物比比皆是。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1],仅唐代裴氏家族就分为五房,出有宰相17人。又据修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的《裴氏世谱》[2(]以下简称《裴谱》)记载,裴氏家族先后出任宰相者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1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驸马…     

略论殷墟出土的青铜方形器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一带,跨洹河两岸,自盘庚迁殷至帝辛亡国,经历了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殷墟因甲骨的发现而揭开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和盗掘的序幕,1928年开始至解放前,殷墟共进行了十五次发掘;1950年至今仍然在殷墟有科学发掘.     

“证人社”与明季江南士绅的思想动向

在明亡十三年前,绍兴府有一批士绅成立了一个讲会组织“证人社”。他们在思想上以心学为理论武器,在实践上非常注重“迁善改过”,在现实关怀方面,往往抱有“忧时之怀”。他们在私人交往领域经常出入佛老,谈论一些抽象的形上问题,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却往往扮演着凝聚地方力量、形成地方舆论、承担地方事务的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个人的“功过格”实践来改变人心、重整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涉入社会、有着十分强烈的担当精神。本文认为清代以降针对“证人社”的某些批评指责未免片面失实,那种将明亡原因归咎于心学末流之“清谈”的观点,也不符合“证人社”的实际情况,故有必要重新评估“证人社”在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自2008年以来,福建霞浦、福州、福清、屏南、晋江等地发现了多种摩尼教科仪书、摩尼教造像和多种文物,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至今已历十岁,诸多学者发表论文已逾百篇,从历史、文献、语言、艺术、宗教等各领域各角度对霞浦摩尼教展开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国内学者林悟殊、杨富学、包朗用力较勤,国外以马小鹤、吉田丰、康高宝(Kosa Gabor)和古乐慈(Z.Gulacsi)等贡献尤多,可以看出,近年的研究成绩固然巨大,亦同样存在不尽人意之处,诚当综而述之评之,以为后来学者之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