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

日据东北时期,为了在伪满境内营造出一个万民崇奉的"国家信仰",从而达到钳制民众思想,操控傀儡政权,实现将东北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国母体彻底剥离等政治目的,日伪当局先后颁布了大量相关法令并辅之以各种行政手段,将伪满"国家祭祀"的基本内容由初期的"尊礼崇儒"调整为中后期的"惟神之道",并将其纳入日本"国家神道"体系,最终实现了伪满"国家祭祀"的日本化。伪满"国家祭祀"的整体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传统儒教的扭曲复兴、日式祭祀的强行植入和"惟神之道"的全面垄断。显而易见,殖民者这种思想文化和精神信仰上的强加手段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招致了溥仪及其部分随属和广大东北民众的普遍心理抵制。     

关于《韩愈故里问题研究的新证》——同程峰教授商榷

不论是修武县2006年发现的1956年续修的《韩文公门谱》,还是修武出土的与韩愈有关的5块石碑,都是修武韩氏伪造的,伪造年代的上限为辛亥革命,下限为1956年。之所以伪造《门谱》和石碑,可能是修武韩氏为了能够达到恢复他们韩愈后裔的称号,并纠正乾隆年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圣旨错误的目的。     

旌德隐龙方氏与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

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通过重修家谱和兴建统宗祠,在清代前期完成了宗族整合.但山区开发的进程造成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使得旌德方氏的统宗行为难以维系,并推动其大宗隐龙方氏加强内部整合和寻求象征资源.隐龙方氏通过与徽州方氏联宗,在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东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此举措对于维系其在旌德方氏族内的影响力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对隐龙方氏参与会谱的利益动机加以分析,可以在歙淳方氏宗族组织扩大的表象下,对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有更全面的认知.     

宋代武成王庙与朝政关系初探

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宋朝继续设置武成王庙,并确定了相应的礼仪规则。但与以往相比,宋代武成王庙的礼仪内容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其中陪祀、从祀武将的标准与人选发生多次变动。而这种变化,恰与当时朝政以及意识形态的演变存在密切的联系,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其时代价值观的演进轨迹。     

圆明三园中的祀庙祠宇建筑探析

清代离宫圆明园及其附园中曾经修建大量的祀庙祠宇建筑,分别以龙王、关帝、土地神、花神等各种神灵为祭祀对象,清帝与皇室成员园居期间,经常来此祭拜。本文通过文献考证,对这些建筑的分布情况、具体形制、祀典特色作了详细考证,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

晋厉公三年（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脤,以此为背景,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缘于对成肃公接收脤肉不敬的批评。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祀与戎＂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的引用大多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保留其原始含义。受《孙子兵法》及其注释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渐由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并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解释。     

高丽吉礼研究——以天神地祗祀为中心

朝鲜高丽朝建立后,借鉴中国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礼制建设。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其吉礼分为大、中、小祀3个等级及天神、地祇、宗庙、杂祀等诸多内容,其在举行时间、规制、所用礼器等方面既借鉴、效法了中国制度,又根据本国政治基础、文化信仰等实际情况进行了改制,表现出了自身特点。     

简论“群英乐府格势”曲评的得失及审美范畴

《太和正音谱》"群英乐府格势"共对98位元明曲家的创作风格作了品评,这些评语大部分切中肯綮,表现了朱权独到的艺术眼光与艺术鉴赏力。这些品评涉及刚健、典雅、绮丽、孤绝等审美范畴,也体现了朱权本人的审美取向。     

《汉魏六朝韵谱》沈约之部补校

于安澜先生的《汉魏六朝韵谱》分“两汉谱”、“魏晋宋谱”、“齐梁陈隋谱”。三谱即三个时期。“两汉犹近先秦,魏晋宋即入新时期,至齐梁以下与切韵大同矣。”(钱玄同,1936年与于安澜书)因此,该书是研究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语音发展的重要参考献,但它也存在材料失收、字失校、误认韵脚、韵段划分失当等问题。本仅对《汉魏六朝韵谱》中的沈约韵谱进行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