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佯狂之旅

中国的后三国时代,是魏国向晋王朝过渡的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时期。此时,虽然魏国的帝王是曹操的孙子曹芳,但已是朝不保夕!就在上一年（公元249年）,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司马懿父子发动“典午之变”,把曹芳的亲表叔、执政大将军曹爽等党羽一并斩草除根。仅此一项,前后共诛杀了三千多人!从此开始,     

因子得福的帝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选择嗣君,主要依据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君主时代君位承袭的最基本原则与标准,它由我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大圣人周公所开创。除了嫡长子继承制外,古代君主因个人喜好而打破前面的继承原则,主观决定继承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而在古代,有一群被称为皇孙或王孙的人物,往往也会左右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接班人选择问题。这种现象的缘起是：由于君主特别钟爱某一个皇孙或王孙,而移爱于生下了“好圣孙”的皇子或王子,并坚决地选择了这位皇子或王子为储君,以便保证这些“好圣孙”能够在将来继承大位。那些在皇位（或王位）继承问题上多多少少沾了点儿子的光的帝王有西周先君王季、晋惠帝、明仁宗和清朝的雍正皇帝。     

诤言无价

“慎终追远”、“尊宗敬祖”本是中华民族极为高尚的人伦美德,它为全世界人所乐道。尊宗和敬祖以及崇敬圣人和帝王都是出于人们的心意,这种心意是任何人迫不来、金钱买不到的无价之宝,它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人伦价值观,几千年来如此,今天更是如此。     

亦新 亦真 亦美——简评傅抱石画作《茅山雄姿》

傅抱石有三方自刻印章:“其命唯新”、“踪迹大化”、“代山川而言也”,这是他终身不渝的信条。《茅山雄姿》一画所展现的恰恰就是新、是真、是美。1965年初夏傅抱石应邀赴位于南京市东南的40公里外的茅山写生。茅山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根据地,山区的特殊地形使日寇始终未能完全将其占领。50年代以后这里逐渐形成著名的风景疗养区。傅抱石来到这里,抚今追昔,画家的创作灵感     

商朝的帝王数

关于商朝的帝王数 ,传世文献中有三十一王、三十王、二十九王和二十七王几种不同说法 ;依据出土文献 ,也有二十九王、三十一王之别。本文依据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 ,认为如果以孔子所言三十王作为商朝帝王数的基准 ,三十一王之说与太甲两次即位有关 ,并不是计算太子丁在内 ;二十九王说与文王受命之说有关 ;二十七王说与计算“用岁”、文王受命之说有关。三十一王、三十王、二十九王、二十七王诸说之间 ,有可能是计算方法不同 ,并不互相排斥。     

二十世纪初流行的四种纪年法

晚清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没落,延续了2000多年的传统帝王纪年法也受到了挑战和批判。据钱玄同总结,那时的学共提出四种代替帝王法的新的纪年法。即康有为主张的孔子纪年法;章太炎主张的西周共和纪年法;刘师培与宋教仁等主张的黄帝纪年法;高梦旦主张的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     

寿山石印章——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寿山石是篆刻家们最熟悉、最常用的印材之一。它的发现和利用,是明清以降篆刻艺术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这样说,寿山石与篆刻的结合,是自然与人文最高妙、最完美的结合。宋代学者黄干的《寿山》是目前可考的最早关于寿山石的文字记述,就是在这首诗里,有“石为多文招斧凿,寺因野火转荧煌”的句子。黄干认为,寿山石“招斧凿”的原因是其“多文”,     

吴熙载手批印存序

考古学出土资料证明,中国玺印源自商代,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实用印章由东周的繁盛而到秦汉发展到顶峰,由文人或印人创制的艺术印章体系,则要晚出许多。到了公元十世纪的赵宋时代,以绘画、书法为代表的文人艺术,风格与技法都达到前无古人的极高境界。正是此时,兼擅诗文、绘画、书法的大师巨匠苏轼、米芾之流,开创了文人治印的艺术先河。尤其米芾,有若干枚书法上的印章可认定是其手出,表现了源自绘画的布局规划,源自书法的线条掌握。因为草创,这些印章的面目难免稚拙。     

汉武的大罪

趁电视剧《汉武大帝》刚播完的余热,不妨来说说汉武帝刘彻。这部电视剧不值得我评。你听那每集片头的主题歌,什么“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对这个专制帝王的赞美,调门简直比个人崇拜时代对某些领袖人物的颂扬还高亢,真是邪火!     

清宫旧藏藏传佛教风格瓷器与帝王宗教信仰

Throughout the past dynasties of China, porcelain has always been used by royalty in their palaces. On one hand they were articles for the daily use and appraisal of the aristocrac)~ and on the other hand, ritual implements used in ceremonies honouring the ancestors of the royal families. The high status and prestige of porcelain were unrivaled. Because of the special properties of porcelain, in the Palace the aesthetic perception, tastes and faith of the emperors directly influenced and even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rcel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