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本文由胡适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中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两个层面,梳理和阐释了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问题研究的历史深度和理论贡献。胡适立足于中日两国历史的比较,进而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反应类型:发散渗透型与中央控制型。在众说纷呈的抗战思想论观中,胡适独树一帜,其在抗战时期初步成型的中日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理论模型探讨,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胡适没有局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般性揭露,而是通过对长期流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论的历史分析,揭示日本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惑。胡适对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是其思想复杂性中占主要方面的一个认识;他所归纳的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与他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绩观察紧密关联,也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历史新视角,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从胡适所已经尝试的由现代化视角进行中日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研究来看,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确是一个历史时期已存在的学术主题。笔者认为,此方面学术研究成果的继续挖掘,于当今的抗日战争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清前期福宁主政官员的地方治理

本文以福宁府区域为考察范围,梳理出清前期福宁主政官员对该地方的治理情况,讨论其治理特点、原因及对当地的影响。顺治至康熙时期,主政官员的治理不显,这与当时整体大环境的动荡有关。雍正时期治理成效方才初显,乾隆时期则取得长足进步。     

关于吴简注记中的“中”字

吴简中的入粮食钱布、领付受粮食及户口簿籍等简中常见“中”字注记,用笔有墨有朱,部位有中有下,十分引人注意。整理者认为是“州中仓”的简称,但未进行论证。 由于当时缴纳赋税,粮食付仓,钱、布等付库,原有严格区别,库藏同于仓储,注记“州中仓”的简称“中”令人难以理解,整理者的见解没有受到重视。 本文通过考证认为:当时的库往往附属于仓,而在库藏器物上注记仓库简称为中国古代传统,整理者的见解可以成立。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香囊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法门寺地宫文物时,发现有熏香品9件。据地宫内《物帐碑》记载,唐懿宗奉佛的香炉3件,唐僖宗供养的“香囊两枚,重十五两三分”。这是唐代皇帝在宫廷使用熏香器的明证。 熏香,在中国起源很早,《周礼·秋宫·翦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记载,结合年代测定、考古发现和遥感影像资料,通过空间分析,作者认为唐玉门关和墨离军驻地应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乐故城,即今瓜州县“六工古城”遗址。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西域出入口的重要关卡,亦即北魏时期新开伊吾道的起首。唐代玉门关地处疏勒河和榆林河下游洪积冲积扇缘的古绿洲,地貌和水资源等地理环境因素是制约关城选址的基础条件,而政治、军事等人文地理因素则是决定玉门关时空变迁的关键。     

榆次中都城考辨——兼论旧志资料之运用

中都县的历史沿革,涉及山西榆次、平遥两地诸多历史议题。爬疏早期史料可知,先秦至北魏初期的中都县原在今平遥境内,榆次的中都则是北魏时期由平遥移置而来的,二者属前后继承关系。北宋以降,《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逐渐将两座中都的史事相混淆,相关观点又为方志所沿袭和进一步演绎,由此造成不少争议。梳理中都城文献记载脉络,提示我们在新志编纂工作中,应注意对明清旧志中的上古、中古史记载寻求史源,对其加以必要的史料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