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福建孔庙建筑布局初探

自唐贞观四年（630年）太宗诏令天下州县学皆立孔子庙,孔庙依托官学普及而遍及各地。宋时,福建统县政区及下辖县均有1处孔庙,共计57处。对于宋代福建孔庙,学界已有一定研究,著述如《宋代的州县学》（周愚文著,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福建教育史》（刘海峰、庄明水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福建教育史》（王豫生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     

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我国东北和蒙古面临俄日等国侵占的危机,清廷推行所谓新政,设省和增设地方行政机构是其实边政策之一环。本文概述了当时清廷大员的议论和实施这些措施的情况,这些措施对实边有一定作用。     

基于空间计量方法的明清时期河南进士地理格局演变分析

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被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经济学等广泛应用,但在对历史时期地理因素的研究中,这一方法的使用尚未普遍。根据明清两代进士题名录的考证,可以完备地整理出全国各个省份进士数额的科际分布结构,选取进士数额作为指标,可以较好地代表不同区域的文化水平发展程度。以明、清两代的河南进士作为研究对象,在历史资料、空间计量方法相配合的研究中可知,河南并非处于文化整体落后的局面之下,而是在省内明显出现了空间格局上集聚的演变过程,从明代府级政区治所的集聚,过渡为清代两个较为明显的文化中心区域,即以省会开封、商丘为中心的豫东地区,以光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再结合聚类分析,及时间趋势下的进士数额分析,可知以进士为代表的明清两代河南文化地理区域,虽在整体上倾向于随机分布,但空间上仍呈现了一定的东西部差异,并有相应的稳定性。又通过回归分析可知,以进士数量分布为代表的文化地理格局的影响因素中,人口及经济发展程度的意义并不是最重要的,中央集权制度主导下的政区等级差别、文化传统中的社会民风等因素有更大的影响力。     

近年来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的新趋势

保甲制度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基层制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也不乏其人。在清代有徐栋所辑《保甲书》,20世纪30到40年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研究、谈论保甲制度的高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甲制度的研究比较长时间受到冷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陆续有专门的文章发表,可喜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出现了由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新资料得到发掘和运用,研究范围和视角得到拓展等新趋势。但就目前来讲,民国时期保甲制度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     

民国时期乡村自治推行之前因后果--从《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谈起

民国时期推行乡村自治,与其说是受民主潮流的冲击,不如说是统治者探索以何种方式统治乡村的结果。这样,乡村自治不但自始至终受到统治者的严密控制,而且实际上变成了推行保甲勒度,变成了“绅治”。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统治者的阶级本质,决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村民自决的乡村自治;不可能推行。     

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

明代州县增设改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有历史的遗留,二是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三是有当时政治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固然有其优势,但它不能把人完全隔绝;历史遗留和当时的政治,都是人为的因素。州县的增改、疆域的划分,无疑是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分析明代740多个州县增改的原因,不但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花费的苦心,而且也可以看出州县的政治职能。     

明代州县官吏设置与州县政治体制

明代州县官吏的设置在典章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但详上略下、言尊弃卑的缺陷．对州县官多是语焉不详．州县官以下的官吏．更是不屑一顾的。州县政治体制中,州县官及州县官以下的吏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官吏按职权利责．可分为六个等级．这个等级不但与州县行政体系有关,还关系到州县政治的运营机制。     

明清州县监狱的牢头

明清州县监狱由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州县长官称为"有狱官"。州县监狱设施简陋,社会治安及诉讼多的州县,往往关押人犯很多,以数量有限制的官、吏、卒等对囚犯实施管理,往往捉襟见肘,乃至力不从心,因此在囚犯中任命牢头协助管理囚犯,是州县监狱管理狱囚的无奈选择。牢头为恶,在明清时期是世人皆知的问题,他们在监狱中恃强凌弱、动用私刑,操其他狱囚生死于股掌之间。也有一些州县官,采取措施制止牢头在狱中对其他囚犯动用私刑,并能将囚犯组织起来,对监狱实施有效管理。不过,明清时期的牢头和私刑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湖南古代州县城墙建筑的代表作——试析武冈古城墙的历史功能及保护价值

武冈古城墙,称之为郡县城墙建筑的代表作,名符其实,无可置疑。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现今武冈市党政领导部门也越发重视武冈城墙的保护,并按规定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笔者曾多次走访调查了城墙的保护现状和相关文史资料,对城墙建筑的历史功能和保护价值有更多的了解,对申报国保单位的必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为此,特撰写此文,以飨广大同仁读者。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