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大转移——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始末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相继在此地召开了一大、二大、四大,中共中央在其繁华喧闹的背景下隐秘地开展工作。193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首脑机关保卫负责人顾顺章,突然被捕并相继叛变,王明、康生匆匆逃往苏联。作为中共上海组织重要负责人的周恩来虽身处险境,却临危不乱,机智脱险。而此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却接连遭受严重破坏,严峻的形势迫使上海临时中央局艰难地作出秘密大转移的决定……     

新四军“中安”轮沉没惨剧

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征途中,有一批又一批的革命烈士牺牲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也有不少人因偶然情况惨遭不测而牺牲了宝贵生命。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新四军北撤的一艘“中安”号轮船夜渡长江,不幸沉船,800多名官兵遇难,造成了至今仍令人震撼的惨剧。     

开国上将杨勇

1912年8月,杨勇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童年时代,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正蓬勃发展,杨勇的父亲和几个兄长都积极参加当地工农民主政府的工作。这样的环境使杨勇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促使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之中。     

左权与刘伯承的深厚友谊

1942年5月24日,左权将军牺牲在抗日前线后不久,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联名撰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高度评价了左权将军光辉的革命历程,指出：“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的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浅谈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的教育也具有了特殊的含义。特别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教育无论在内容、形式和目的上都形成自己独有的特征。在山西各根据地,中共十分重视广大平民群众的教育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措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教育事业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     

革命金融的奠基人曹菊如

曹菊如,福建省龙岩县人,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1927年出国,在印尼参加了华侨组织的反帝同盟;1930年回国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曹菊如参加革命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参与筹备闽西工农银行,为银行委员会委员之一。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当时没有办银行的经验,也没有银行的规章制度,他们     

廖承志参加长征

在亲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党干部中,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归侨廖承志同志,其经历和遭遇是相当特殊的：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他,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是被当作“罪犯”押解参加长征的。这是窃据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国焘倒行逆施的恶果,而廖承志正是他推行的那一套“左”倾路线和分裂活动的坚决反对者。[第一段]     

讲述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革命文物是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每一件革命文物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走进淮海战役纪念馆,读懂革命文物,学习光辉党史,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中我们能够深刻感知历史的波澜壮阔,从而汲取前行的精神动力。     

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选择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进入浙江后经历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型,并与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实现配合。然而,挺进师所主张的"大游击"战略,与南方八省大多数游击区的"小游击"战略存在较大不同,三大游击区为此产生争持。1936年9月"两广事变"结束后,革命形势的变化促使挺进师向"小游击"战略聚合。在"小游击"战略推进下,挺进师深入浙南、浙西南,依据地方实际打通与民众的联系,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并实现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浙南、浙西南游击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协同联动,并与闽东、闽北游击区形成呼应。挺进师及闽浙赣边区对革命的探索实践与根据地的稳步发展,使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