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入志数字的选择与数字入志的形式——《萧山市志》应用数字的实践

为提高志书质量,使地方志能充分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更好地服务当代及后人,《萧山市志》入志数字选择权威部门公布的数字、建置沿革年份的数字、展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关键性年份的数字和突出专志主体及深化主体的数字。并在文字叙述数字的同时,采用数字统计表和曲线、条形、圆形、塔形统计示意图形式记述数字,使志书图文并茂,内容更加形象、直观,更具说服力、观赏力和可读性。     

山志体例章法的继承与创新

山志是自然实体志,没有错综复杂的领属关系,可以继承旧志纲目体。根据山的规模大小,可以分别采用景点归类武、点面结合式、点线贯通式记述独立分散的景观。山志概述应采用散文体．志文应运用“快笔”手法把景观写活。景观成因要重科学轻传说,地质成因要有定论,确保志书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山志语言表述也要有世界性,景观特点不要拘泥旧说,要敢超前贤创立新说。     

50年代中国的方志事业述评

编纂地方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传统,从私纂到官修。从地理（书）到史志,已有千余年历史。由于它的基本功用是“资政”与“教化”,所以它能与社会发展同步。而且“与时俱进”。社会制度的更迭影响着修志,改变着志书的形式和内容,并推进它的发展与演变。     

遥远的佛教记忆 延伸阅读之典藏中国四大石窟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因此僧侣们选择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以便修行之用。佛教传入中国后,石窟作为佛教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一并传入中国,因此中国的石窟起初是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开凿的,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从北魏至隋唐,是凿窟的鼎盛时期,唐代以后逐渐减少。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甘肃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以其规模之庞大、历史延续之悠久、艺术成就之高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在今天,这四大石窟早已超出了佛教范畴,成为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而这四大石窟各自不同的命运,也记录着中国千年的命运变革。     

关于二轮修志组织形式的几点思考

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开始了第二轮修志,但综观全局,修志工作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也是非常普遍的。徐州市二轮修志全面启动一年多来,不少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编修专业志、部门志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单位行动迟缓,没有把修志工作放在应有的高度予以重视。所属六县(市)五区的修志工作也极不平衡,尚有个别区县没有启动二轮修志工作,有的区县虽然启动了,但进展缓慢。修志工作进展不平衡现象的存在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     

四海来尊丹青写照——唐代蕃人画的样式及其功能初探

蕃人画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以描写外国或外族人物及异域风土人情等内容为主的绘画形式,作为人物画的一种题材,蕃人画的起源虽可上溯至汉代,但是其绘画样式的形成、创作的繁荣只能在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隋唐时期才能完成。本文拟从传世及考古发现的绘画遗迹入手,对唐代蕃人画的样式特征进行初步探讨,并对其绘画样式的政治功能予以简要地阐释。     

日常生活世界是乌托邦精神的居住地——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文化哲学视野

在《乌托邦精神》中布洛赫对日常生活存在与艺术、文学、宗教等日常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的乌托邦功能进行了文化哲学阐释,把日常生活世界界定为乌托邦精神的居住地,揭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存在及其文化形式与乌托邦精神的本质关联,力图重新发现和复兴那些在语言、文学、艺术以及宗教等精神性因素中表现出来的乌托邦要素和潜伏可能性,为处于创造的冒险中的期望意识提供生活世界根基,从而为乌托邦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文化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模式。     

境中有字 字中有境——论汉字对文学意境产生的影响

意境是中华民族独创的一个美学概念,人们常说"言有尽而意无究",本文试图从中国的文化基石——汉字形式入手,分别从汉字的结构层面和语音层两个方面分析汉字是如何对文学意境产生影响的.     

民间戏曲

是流行于陕西合阳沿黄河一带的古老剧种。因其演出形式为“舞蹈调动”,“曼延跳唱”,伴以“社火”的锣鼓、铙钹、唢呐,百姓习惯性地称其为“跳调”、“调调”、“杂戏”、“踏戏”。按其拳术吟诵与武乐伴奏,当属锣鼓（铙钹）杂剧之列。     

而今迈步从头跃——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几点认识

哲学的着眼点应在于未知领域,在于未来,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锋,是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的思想的把握。组成当代中国哲学的各流派应共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联合起来,共同实现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建设创新之功能;哲学创作的形式应提倡多样化;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成功把握一个或多个"哲学问题"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