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尺度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人居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标识。文章对人居环境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在人居环境尺度链中选择城市尺度作为研究层次,采用人居环境质量主客观评价结合模型,构建城市尺度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的评价体系,以南京市区为例,对人居环境的客观建设水平和居民满意度进行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     

基于多尺度的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演进分析

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差、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从县域、地市州和四大板块3个尺度对湖南省1990-2013年区域经济差异演变进行测度,进而采用泰尔指数对全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在3个尺度上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且表现出较明显的尺度特征和尺度效应;2全省总体经济差异演进呈"M"型曲线,可划分为逐步上升、持续下降、再次上升、趋于收敛四个阶段;31990-2009年板块间差异对全省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从26.55%快速上升至51.35%,近年来有所下降并趋于稳定;4区域经济差异形成与演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交通建设、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以及国家宏观区域政策等。     

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城市与区域重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是当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和治理重构的热点理论。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分析,对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并阐明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研究认为,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当资本为了克服危机而在地域组织上进行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时,地域组织(城市和国家)也同时发生了尺度重组,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资本转型的过程。     

阅读《番禺市志》稿人物篇的思考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安排我在志稿评议会上评议《番禺市志》稿人物篇。我阅后对《番禺市志》的人物篇总体印象是：收集到的人物多,面广,资料也较为丰富,选择入志人物的尺度把握得比较好,什么人物以什么表述形式也处理得比较恰当;文字比较简练。57位立传人物写得不错。很值得我们学习。当然,我认为还有些不够完善、值得商榷的地方,在这里提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商讨。     

中国西南边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尺度分析——以瑞丽为例

边境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受到不同行动主体在多尺度空间上的话语和实践的影响,其成效关系着全国疫情防控成败的大局。本文以云南边境城市瑞丽为对象,运用网络文本分析和网络式访谈法,基于尺度概念化框架对瑞丽市边境新冠疫情防控进行尺度本体、尺度隐喻及尺度实践分析。结果表明：在尺度本体上,国家、地方尺度实体推动疫情防控边界向内延伸,实现了物质边界的再生产;在尺度隐喻上,权力机关运用尺度话语展现疫情防控中的国家意志,极大凝聚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精神边界,进而削弱了物质边界对人们造成的障碍;在尺度实践上,政府自上而下的疫情管控政策层层下移和普通大众自下而上的防控措施层层上推建构了人、物一体的边界,形成了双重性的再边界化景观,有效发展和巩固了中国内向性边界。     

色彩与装饰材料在酒吧空间的表情与精神

色彩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可以反映空间的形态特征、基调趣味和各种功能性的需求。酒吧作为现代人放松和调节的场所,酒吧设计中的色彩配置是酒吧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重视色彩对人的物理、心理和生理的作用,利用人们对色彩的视觉、触觉感受以及心理尺度感等,可以创造富有个性、层次、秩序、情调的酒吧环境,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国家间到多尺度的政治地理学：日本的历程与启示

二战后日本政治地理学经历了盛极而衰之后再起步的曲折历程，政治地理学一度成为日本地理学中最不活跃的分支学科，也少有学者出席相关的学术活动。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政治地理学在日本再度兴起。本文通过分析在日本政治地理学相关出版物的变化，考察了二战结束以来政治地理学在日本复兴并被重新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与地缘政治和领土相关的出版物在日本比较多，经历了两个高峰，而最近又处于增长趋势。政治地理学在此期间经历了由国家间地缘政治向多尺度的政治地理学的转变。基于日本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本文认为，未来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尤其要重视以下三点：一是要注重东方国家政治地理学的独特性；二是要警惕回归到作为治国方略的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危险性；三是要充分认识多尺度视角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这三方面的努力，将有可能使东亚政治地理学为当代世界政治地图的领域性和复杂性理解做出独有的贡献。     

高铁沿线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以合福高铁沿线地区为例

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合福高铁沿线城市和景区两个尺度上的旅游流网络结构和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合福高铁沿线旅游流网络规模大,覆盖面积广,但网络密度极低,具有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2)合福高铁沿线核心旅游城市和重点旅游景区在网络中的功能突出、角色重要,其中高能级景区表现出较强的辐射效应,对周边节点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3)合福高铁沿线旅游景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超多强"、"双核互动"和"单节点"三种合作关系,但网络中的合作关系受行政边界的屏蔽仍十分明显。     

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

汉代的尺度,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而逐步得到深化。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其分析表明,两汉时期日常用尺主要有铜尺、骨尺和木尺,其材质、装饰等既有时代性差异,又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且多作为女性用品陪葬。其时一尺的实际长度,西汉和新莽时期一般为23厘米,东汉一般为23.4厘米,可以视作当时的标准量值。在考古学研究中,应当以此计算和理解汉代器具和建筑物等的尺寸,但又不宜完全拘泥于这个标准量值。因此,考古学研究中需要有科学的"尺度观",即既要运用当时的尺度及其观念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各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和分析,但在实践中又不宜绝对化。     

本期话题:清代木匠的拜师攻略

大木作,是传统建筑营建的核心,木构架的好坏,直接影响建筑的比例尺度和立面造型。然而.清代的紫禁城,并没有自己的大木木匠培训系统。民间的木匠,上至房梁檩柱,下至桌椅板凳,样样精通。而宫里的木工工艺却有比较严格的分工,清宫虽然养了一批木匠,薪酬比外面的普通木匠高,年节还有赏赐,但他们都属于小器作.也就是给皇帝做家具。负责修缮皇宫的大木木匠,平时并不在内务府系统支取薪水,他们是临时召集来的,换句话说,属于“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