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市博物馆藏“十二生肖·二十八星宿”铜镜

镜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梳妆用具。远古先民以盘之类的容器盛水当做镜子照其像,古代称“鉴”或“照子”,后来才叫“镜”,取其能照影像而名。《释名》所谓：“镜,景也,言有光景也”。镜在古诗文中又叫“菱花”。     

从绍兴传世的尚方御镜试探新朝山阴的尚方铸镜作坊

绍兴地区有传世的6面"尚方御镜",其制作年代约在西汉晚期至新朝时期。根据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尚方御镜"的比较分析,发现其在铭文、内容及纹饰上均存在着显著区别,这可能与语言、习俗等地区文化的差异有关。再结合绍兴出土汉代铜镜中的铭文等相关资料,认为传世的"尚方御镜"应为本地铸器,并在此基础上推测新朝山阴一带设有尚方铸镜作坊的可能性。     

关于隋文帝民族政策与开皇之治关系的思考

该认为隋初“开皇之治”的迅速形成除政治、经济原因外,还与隋帝推行的民族政策有重要关系。作认为,帝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对威胁较大的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政策;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政策;对东北、长江流域和关中以北诸族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这些政策为隋初的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承德避暑山庄新所、御路遗址的发掘

2010年,为实施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避暑山庄内新所遗址、御路(榛子峪沟口—芳渚临流段)遗址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可知,避暑山庄湖区一带清代地面低于现地面约0.7米,新所中殿前、后带廊,面阔七间,进深一间,如意湖西岸连接宫殿区与苑景区的御路为一条近南北向、宽约2.3米的石板路。文章简报了此次发掘情况。     

从考古资料谈明成化斗彩瓷器的彩绘工艺北大核心CSSCI

近三十年来,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了大量明成化时期的瓷器残片,经考古整理后,有数百件器物被复原,其中斗彩和斗彩半成品占比例较大。通过出土遗物与传世品的比较,可以探析成化时期斗彩瓷器的釉上彩绘制作工艺,并就此明晰成化斗彩瓷器淘汰率较高的原因。     

玲珑瓷

玲珑,明彻的意思。玲珑瓷属于镂花的一种,据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载：“素瓷甚薄,雕花纹而映出青色谓之影青镂花,而两面洞透谓之玲珑瓷。”其制作方法是,先在生坯上按图案设计的花形,镂刻一个个小米孔,使之两壁洞透,有如扇扇小窗;然后糊上特制的透明釉,就像窗户糊纸一样;再通体施釉。经过焙烧,镂花处明彻透亮,但不洞不漏。这种透光的米粒状孔眼,叫做“米花”;在日本则叫“米通”或“萤手”。有些陈设品如龙舟、花瓶之类,镂空处不糊釉浆,也叫玲珑。唐代洪州窑已生产玲珑瓷;明永乐时,景德镇窑已有玲珑产品;隆庆、万历其间,玲珑瓷风行一时。清乾隆时期,御窑厂也曾仿烧,主要器物有玲珑炉、玲珑盖碗、玲珑笔架和玲珑香奁等。[第一段]     

说赵高不是宦阉——补《史记·赵高列传》

根据《云梦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以及秦始皇陵出土文物等考古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传统文献记载中有关赵高身世中的一些疑问。就考察的结果而言,赵高生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他学史出仕,以大史考试第一而入秦宫为尚书卒史,后来出任中车府令、郎中令、丞相等职,死于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享年49岁。赵高的祖上可能是质于秦都的赵国王族,父亲是仕于隐官的文法之吏,母亲是供职于隐官的刑余之人。赵高长于文字书法,精通法律,行事坚忍,以文法能吏身份长期仕宦于宫中,是侧近之臣的宦人而不是宫刑之余的宦阉。秦始皇陵车马坑出土的二号铜车马的御官,应当就是赵高所出任的中车府令相关官属的形象体现。     

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上）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中位于内廷的宫殿,在明代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八年,皇帝居住场所从保和殿迁入乾清宫,这座明代皇帝寝宫遂被改造成清帝的理政中心。随着乾清宫空间功能的改变,清代一些重要的制度也随之出现,如乾清门御门听政、乾清宫召对臣工、懋勤殿秋谳勾到等。而且乾清宫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外臣进入内廷的行为方式。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了乾清宫空间功能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相应制度的产生。     

关于瓷画家周作霖

关于周作霖其人其作之考,肇端于陈树群《鹿石周作霖考》(2019-06-03)一文,其所记简略如下:周作霖,字鹿石,晚清景德镇地方官员。其于同治甲戌年(1874)到光绪丙子年(1876)在景德镇为官三年,期间多次到景德镇御窑厂参与浅绛彩瓷创作。经梳理,其在这三年中创作的浅绛彩瓷留存面世的共6件。其中帽筒一只,笔筒三只,花瓶一只,茶壶一个。该文所列的6件作品如下:1.益草堂所藏园客养蚕帽筒(图1)。长题:济阴有园客者,时种五色草,含其宝。一旦,见五色蛾止树上,客收而荐之。时有好女夜至,自称客妻。     

甘肃省西和县法镜寺石窟调查与研究

法镜寺石窟是陇南市境内开凿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石窟之一。现存24个窟、可见造像(含残骸)19身,清康熙、雍正年间碑3通。石窟始凿于北魏中晚期,其开凿与古代少数民族活动有某种联系,或与仇池国有关。法镜寺自古佛教活动兴盛,石窟所在的石堡乡"五台山"之名当是在崇拜文殊菩萨、渴求巡礼五台山的背景下产生的。而法镜寺的中心柱窟则体现出佛教石窟艺术由印度风格向中国风格的转变、石窟开凿的大体年代,北方丝绸之路和陇蜀祁山古道对于佛教及其石窟艺术传播的重要性。法镜寺石窟保护现状堪忧,建议有关部门进行修复、保护、研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