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家风永流传

张鹏翮(1649—1725),字运青,号宽宇、信阳子,四川潼川州遂宁县黑柏沟(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黑柏沟)人。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历任江南学政、河道总督、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时称“遂宁相国”,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无出其右”,雍正誉其“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清雍正三年(1725)逝世,葬于遂宁县中安里庆云山(今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月山村庆元山),谥号“文端”。     

签约大臣耆英之死

耆英（1790-1858）,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介春,在嘉庆、道光两朝,官运亨通。历任太仆寺少卿、内阁学士、护军统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鸦片战争爆发后,耆英调署杭州将军,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1842年,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跌坐石坡寄闲情嘉兴市博物馆藏张熊肖像画两帧

肖像画,作为人物画的一个分支门类,在中国有着历史的悠久,有写照、传影、写真、写貌、写像、写生、小像等等传统称谓。《尚书》载,高宗“梦帝赉予良弼”,“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①这类记载或带着浓厚的传说色彩,但从中可看出肖像画在商代便已具备相当写实的水准。     

《后汉书》标点正误三则

《后汉书·殇帝纪》:"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张禹为太傅。司徒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196页)《顺帝纪》:"(永建元年二月)丙戌,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长乐少府九江朱伥为司徒。"(第252页)《冲帝纪》:"(建康元年八月)丁丑,以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尚书》新证三则

先秦重要史籍《尚书》一向难读,虽然经历代学者研究,不可通读之处仍然很多,本文以出土文献为据,结合相关典籍,对《尚书》中的"共工方鸠僎功"、"害其"以及"戕败"进行了新的解读。     

《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宋代《易》学、《尚书》学、《诗经》学和《春秋》学倾注了不少心血,也有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面世,而于宋代的《三礼》学则少有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当代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对《三礼》本经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三礼》学史的研究。二是当代学者倾向于研究宋代经学中所谓的“显学”。     

明代礼部尚书人数考

《明实录》所载112位礼部尚书,《国朝典汇》所记载的礼部尚书是从太祖到穆宗时期共89位礼部尚书,《弇山堂别文集》中记载75位礼部尚书,《国榷》一共为147位礼部尚书。《明史》中共137位,《明代职官年表》共136位,因其所载各不相同,笔者将其比对《明实录》进行重新考证,明代共有165位礼部尚书。     

《尚书·尧典》缺文举例——兼谈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的可信性

本文举出了<尚书·尧典>中四处缺讹现象,并予以分析和辨正,解决了该篇中几处文句不能通读的问题,证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确有由于口传造成的文字错误,同时证明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不能全都否定.     

《尚书·甘誓》与“失礼则入刑”——以早期文明中的社会治理为视角

关于《尚书·甘誓》的研究虽汗牛充栋,然其背景仍比较模糊,有澄清的必要。有扈氏应不是甲骨文中的东方异族,而是夏之同姓;伐有扈的时间应发生在夏启之世,而非夏禹和夏后相之世。夏禹时曾出现的五星聚,给今人思考《甘誓》的背景带来一定启迪。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应是说有扈氏对夏启鼓吹的灵异天文现象不予认可,并否定了夏启执政的合理性。所谓“天之罚”,并非夏启借“天”之威滥杀无辜,而是强调有扈氏自绝于“天”,在氏族部落中行杀伐之事为万不得已,这和中国早期国家的血缘温情是吻合的。夏商周时期强调“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氏族部落内部秩序的维系以“德”与“礼”为主,讨伐同姓的事非常罕见。《甘誓》反映出周人的夏史观,流露出“失礼则入刑”的思想倾向。     

《通鉴前编》

《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二卷,宋金履祥撰。金氏以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而刘恕作《通鉴外纪》以记前事,但《尚书》不入,其志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颇谬于圣人,此不足以传信,故而集其三十余年心力创作《通鉴前编》一书,以《尚书》为主,杂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并加训释,起于帝尧元载甲辰,止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内容丰富、材料翔实。《通鉴前编》可谓亦经亦史,是宋儒著述中的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