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泉缘

三年前的6月中旬,我赴京旅游,冒着炎炎的夏日,遍游了京城的各大名胜。在归来的前一天下午,我抽时间匆匆赶往宣武区的报国寺。古老的报国寺现已成为京城的古钱币收藏交易中心,特别是近年来每季度举行一次的全国钱币交流大会,更使报国寺成为各地泉友关注的焦点。     

张闻天在苏区建设中的民主主张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重视政治民主。他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应实行广泛的民主,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他反对党委包办政府工作,主张向选民揭发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主张舆论监督,反对空喊反对官僚主义。张闻天于1925年秋赴苏联留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后任教,亦讲授列宁主义。他自述:“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对列宁主义理论中的苏维埃民主非常重视。1931年他回国后,先在中共中央做理论宣…     

延安时期的地方志工作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是系统记载一域地情的权威政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为各种政权所重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艰苦卓绝的施政条件下,也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旧志收集和保护工作。1939年11月23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教育厅长周扬联名签发了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     

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消灭或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得到发展,一部分原来的中农甚至贫雇农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扶助下,辛勤劳动。努力经营,上升为新富农。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打消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后农民发展生产的顾虑,鼓励他们劳动发家,对于克服根据地由于战乱和敌伪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新富农经济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对新富农的政策一度发生动摇,但很快得到纠正。     

从金富轼的高句丽观看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及其历史归属

本文认为 ,朝鲜半岛著名的史学家金富轼在其《三国史记》中 ,虽然把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同列于“海东”三国 ,进行平行载述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势之必然 ,在情理之中 ,但其高句丽观在《高句丽本纪》最后的论赞中得到了清晰准确的诠释 :高句丽是中国的割据政权。     

八思巴字"大元通宝"

当你看到膀大腰粗的蒙古汉子骑着骏马在辽阔的草原上疾驰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围着篝火、拉着马头琴、端着大碗酒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蒙古民族强悍的性格特征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南非白人政权的“分别发展”图谋和“黑人家园”的设立

20世纪60年代“班图斯坦”（黑人家园）的设立,是南非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白人政权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行这一“创举”,在南非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黑人家园”的设立可谓“意味深长”,它是种族主义的极端体现,在政治上“让步”的背后,是精心设计的经济上“分别发展”计划的实施。     

论普遍形态的生命信仰

笔者曾经论述过原初形态的生命信仰,继而论述过过渡形态的生命信仰,在此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所渭“过渡”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后的生命信仰将带有一个完善的发展形态,过渡不过是相对而言,相对于居于小国文化中心地带的汉族和另外一些居住于与汉族紧邻地带的少数民族来说,居住于中国西南和西北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其生命信仰的形态的确尚处于过渡发展之中。     

抗战时期吴泽霖对贵州少数民族民风民俗的调查研究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后,社会学系仍由吴泽霖教授主持,于1938年春建立社会经济调查室,附属于文学院,亦由吴泽霖主持。一年后,为促进工作效能、充实研究内容和设备,将该室改名为社会研究部,“从事进行有系统之调查与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特别着重黔省境内苗夷生活之实地调查工作。”     

两汉边政中的质子述评

质子是两汉边疆政务活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表示臣服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又是两汉边疆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两汉积极从事征取质子、迎送质子、管理质子、拥立质子等活动,这些活动成为维护边疆安全的需要和有力保障。同时,各族质子在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安全方面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