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读辽咸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涿州歧沟关天王院遗址出土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刻石的题记文字,透露了有关刊印大藏经的一些信息,为研究辽代燕京地区的历史和寺院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京旗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再开发的构想

<正>京旗文化,虽然它的提出、发现和专项研究仅仅数年,但这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已存在了270余年,是哈尔滨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黑土文化有着     

向"十七大"献礼系列宣传之三发展中的牡丹江农垦法院

牡丹江农垦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努力建设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培养作风精良的法官队伍,遵循“公正与效率”主题办案,创建省级文明单位。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淞沪抗战的爆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得手以后,从1931年11月起,先后在天津、青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化度寺塔铭》传世藏本考

《化度寺塔铭》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碑立于唐贞观五年(631年),楷书35行,行书33字①。原石久佚。     

张问陶批点杜诗论文赏析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杜诗论文》五十六卷,两函十六册。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江苏常州岱渊堂刻本。书长24.3、宽15.6厘米,半叶9行,行22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版框高19.6、宽13.6厘米。卷端题名后列"吴兴祚伯成定、武进吴见思齐贤注、宜兴潘眉元白评、武进董元恺舜民参"。《杜诗论文》岱渊堂刻本并不十分稀     

看酥油花开

酥油花是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塑造艺术,是西藏苯教祭祀传统的延续,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早先只是施食供品上的小小贴花。制作酥油花的原料是以酥油为主,在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下,     

牦牛：野牦牛

牦牛．藏语称其为“雅克”．国外根据藏语发音通称为“yak”。在青藏高原．牦牛是藏族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家畜,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从头到脚．从生到死都在藏族人民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牦牛更在藏文化中被视为英勇的象征．成为民间文化中的一种符号。     

1930年代的康、青、藏战争——边政、权力和地方的视角

在1930年代的康、青、藏边界战争中,相关各方均在不同程度上按各自的利益诉求在操弄着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康、青军阀较战前更进一步扩充和巩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西藏地方则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边疆战争中失去了1918年所占据的康区大片土地.而国民政府在战争过程中所进行的多项边疆议题则由于康、青、藏地方势力的抵制,最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