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方鼎》的时代、铭文书写者及其相关联的地理、历史

本文系联相关古籍与出土文物,对《静方鼎》进行了考证、断代,认为其年代为西周穆王时期,其铭文书写者为小臣静,并对《静方鼎》所载“省南国”相关联的几个方国的地望进行了考证。     

祠堂——华夏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正在乡土中国时代,祠堂是家族聚会的堂皇之地。作为古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祠堂占地广、规模大,建筑讲究,气派恢宏。时光带走了族规家法和统领一方的威严,今天,它们历经岁月沧桑和劫难,带着移民和家族的传奇故事幸存下来,以静默的姿态,傲立在风烛残年的古镇,成为华夏青山绿水间一道独特的风景。一祠堂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性建筑,是一个家族的"发祥地"。     

河北易县岭东村果恭郡王弘瞻园寝宝顶主人考

清代果郡王弘瞻的园寝位于河北易县清西陵外围的岭东村,冯其利先生认为,其园寝后院五座宝顶的主人分别是弘瞻和其子、孙、曾孙和玄孙,依据的是"子随父葬"的规矩。笔者通过分析果亲王家族的爵位承袭谱系,结合实地调查的园寝遗迹信息,并通过分析《周礼》的有关记载,认为清代在安排丧葬位置时依据的是"昭穆排序",从而推断五座宝顶的主人分别应该是弘瞻、永、绵从、绵侗、奕湘。     

论殷金文的特征体系

过去研究殷代金文,关注和考察的是族徽、日名、征人方等具体现象,现在有必要对既有成果进行系统概括和总结。殷金文的特征体系,应分三个层面认识:从社会组织角度看,族徽是家族标识,日名代表家族祖先与祭祀对象,子与小子是族长和分族长;从国家形态角度看,王、王妇、王子居于社会顶层,王朝职官以小臣、寝、、作册为特色,赐贝是最重要的政治运作机制;从文化特性看,大事纪时与周祭纪日是历法特色。西周早期,殷金文的上述特征体系仍普遍存在于周王朝内外服区域有铭青铜器材料中,穆王以后才式微消失。     

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与"秦始出寝"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经长期钻探,终于确定秦始皇陵内城北区西侧是一个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的大型礼制建筑遗址,暂称为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遗址.建筑群落布局结构严整复杂,为古代陵墓礼制建筑仅见,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西周王盂新解

本文认为陕西扶风所出西周铜器王盂,乃周王为"蒡京中寝"所作"馈盂"。中寝即西周王后居住的中宫。馈,则表明该盂为周王正配司掌馈食供养所专用。此篇铭文的重新解读,对探索西周王后之职以及相关礼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     

从先秦墓上建筑的台基到汉代帝陵的堂坛

汉代帝陵封土之下的堂坛是从先秦墓上建筑之下的台基发展而来的。随着墓上建筑的发展变化,它的名称从先秦时期的“丘”到汉代称作“堂坛”。东周时随着冢墓的出现和流行,中原各国王陵将原来建在墓室口上“堂”的低矮台基,发展成为大型台座之上、或直接成为在封土之上的高台建筑。战国晚期的秦芷阳陵园则将建在墓室口上的“堂”移至封土之侧,演变为“寝”,被秦始皇陵所继承。墓上建筑之大型台基的名称也随着墓侧设寝而发生变化,到西汉受先秦墓上建筑“堂”的名称及汉陵封土形状的影响,帝陵封土之下大的夯土台基的名称,就成为“堂坛”了。     

以寝孪方鼎、肄簋为元祀的帝辛祀谱

旧释为“廿祀”的寝孪方鼎和肄簋经重新考释当为“曰祀”,曾有学者认为系指元祀。商末周祭系统中,帝辛二祀到十一祀是材料最完备的一段,其间的祀谱和历谱基本确定。以寝孪方鼎和肄簋所载祀数为元祀,与帝辛祀谱相连接,结果恰与帝辛祀谱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