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正>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     

中国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现状与思考

现如今,对于家族文化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一系列的史学以及相关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对家族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最近的几年里,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在当前,对于文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家族文化的研究存在整体研究不足的这一现象,文学方面的研究同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不相互统一,都有各自的研究理论。     

近代法国莱茵河“自然疆界”话语的流变(1450—1792)

"自然疆界"是近代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概念,它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兴起之时。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它以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意象为依据,并逐步取代源自中世纪的"四河之境",为法国的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17世纪,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成为某种国民意识和公共舆论,为法国向莱茵河方向的扩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在启蒙时代,它更具和平主义色彩,与国家领土空间巩固的目标颇为契合。大革命初期,它再次进入扩张主义的话语,但其理论基础在于非历史的政治理念:自由和人民自决。这一话语三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东北边疆的记忆和认知的变迁,也反映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地域实体的过程中不同理论和话语的转换与混杂;而革命时代产生的基于自由自决的民族构建论与德意志"语言论"民族认同的交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评估。     

任情之风对谢氏家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世家大族的崛起,各个家族都或多或少的有自己的门风。门风的存在是客观的,以当时吴郡的土著高门顾、陆、朱、张而论,即有“张文、朱武、陆忠、顾厚”(《世说新语·赏誉》第142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书版本下同不另注)之说。而当时的一流高门王、谢家族,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韩国学者论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

对于朝鲜半岛的学者们来说,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渤海国是朝鲜国家,并千方百计从新罗国与渤海国的关系中找到所有一切能证明它们是同种国家的事实(注8,第9页;注7,第344页;注9,第29页;注4,第334页;注5,第42页).所以,他们把新罗国和渤海国存在的时期称作南北国时期(注7;注10,第66页;注8,第12页;注5,第39页;注6,第67页).然而,由于所有的事实全都说明新罗通常把渤海国视为敌国(注8,第31页),韩国学者开始强调高丽承认渤海国这一事实(注7).     

纸币编号的研究

作为纸币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编号几乎与纸币同时诞生,早在北宋仁宗年间,政府印制交子时就已经把铜活字镶嵌到版面上,以印刷纸币上的编“字”和编“号”,可以算是现代纸币编号的雏形。到明清时代,中国纸币已经有了明确的千字文冠字和数字编号体制,同时建立了较为严格的编号管理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纸币的编号发展历史也与此相仿,大都是从手写向机器印刷过渡,从简单向复杂过渡。除了个别的特例外,绝大多数现代纸币都有不同形式的编号。     

从《申报》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27-1877）

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钱是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银两只不过是国家财政和大宗贸易的计算出纳单位以及富裕人家的储藏手段。在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就曾铸有“天命”、“天聪”两种铜钱,自顺治进关,到辛亥革命,前后历经十代皇帝,铸有十种年号钱。康熙、乾隆时代的铜钱质量、重量都很规范。     

从《申报》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27-1877）

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钱是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银两只不过是国家财政和大宗贸易的计算出纳单位以及富裕人家的储藏手段。在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就曾铸有“天命”、“天聪”两种铜钱,自顺治进关,到辛亥革命,前后历经十代皇帝,铸有十种年号钱。康熙、乾隆时代的铜钱质量、重量都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