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世琦《小尔雅义证》的特色与不足

胡世琦《小尔雅义证》是清代雅学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现存手稿本.因其未刊刻,一直未受到学者重视.胡世琦在疏证《小尔雅》时,重视以古音求古义,广征博引,勾稽旧注,辨析词义,订正《小尔雅》,在释义和校勘上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诸如释义不周、校勘不当、词条未考等不足之处.     

对见义不为的几点思考

见义勇为、惩恶扬善、助人为乐是人性的一种本能,也是自古以来人们所赞美的高尚行为和品德,没有一个人能够对邪恶的横行和弱者的呼唤保持心灵上的极度平静。然而不同的是,有人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有人却因为诸多顾虑在犹豫中丧失了与邪恶斗争的勇气。一个不容乐观的现状是,见义勇为者好心得不到好报的事例屡屡见诸报端,见义难为的思想充斥着人们的头脑,见义不为的现象屡见不鲜。尽管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恶劣。     

财商教育过了头,“精明”儿子闯大祸

受触动实施"财商教育",物质激励初见成效江育文今年40岁,他和妻子高素娟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印务公司,虽然同行业竞争激烈,但凭着他们的精明和勤奋,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江育文夫妇老家在河北涿州,他们来北京多年,经过辛苦打拼,在北京买了房。2001年春节后,他们把5岁的儿子江彬也从老家接了过来。儿子出生以后就被丢在了老家,夫妻俩觉得欠了儿子很多。因此,儿子接到身边后,江育文夫妇对他的吃穿用度很舍得投入,     

关于姓氏的困惑

姓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不但比较古老的姓,如姬、姒、姜、嬴等,都带有"女"字偏旁,就连"姓"字本身也是"从女,生声"。上古的人们为什么要创造姓氏呢?班固《白虎通义·姓名篇》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看来,姓氏的出现,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周易》象数与紫禁城的规划布局

《周易》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体系,对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从“象”、“数”、“义”、“理”四个方面阐述《周易》对紫禁城规划布局的影响,解读《周易》与紫禁城规划布局的关系对研究中华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位侵华日军少将秘密反战中建奇绩

武田义雄,原名王义雄,1910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旅顺。1923年元旦后,他父亲特意带他到北京参观了庄严的天安门城楼,辉煌的故宫,宏大的颐和园,绵延的万里长城。又带他到一位戴眼镜的伯伯家。这位伯伯送给他父亲很多的书。     

漫议“夏”有“屋”义的衍生途径

研究古汉语词义衍生演变的规律与途径,是一项综合了微观个例的考证与宏观归纳论证的系统工程。早在150年前清代学者朱骏声既已揭示出多义词的义项是由“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构成的三分的格局。应当说,这种三分的格局对于多义词不同义位的来源与关系大多都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多年来一直能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至今尚有不少多义词的义位的来源与衍生的途径,由于情况的复杂,似乎再用三分说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于是在七十年代末以来,不少学者试图突破这种传统的处理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私雇代役——宋代基层社会与朝廷役制的对话

宋代前期,民户为逃避职役重难,采取私自雇人代应州县役之法,朝廷对此屡禁不止。熙丰行雇役法后,以往的私雇代役人转换成为官雇役人,人数与专业性都得到发展。元祐时期朝廷试图恢复职役轮差之法,但承认私雇代役,于是州县役的代役人通过转换官雇、私雇,长期留于州县,渐与胥吏混同,使得衙前与州县役不再成为乡户之困,而乡役给民户带来的负担却随之突显,私雇代役现象遂有下移至乡役之势。至南宋时期,乡役雇值全被挪用,朝廷亦无法禁绝民户私下雇人代应保甲乡役,私雇代役由此成为南宋民户应对职役困苦的另一途径,且向义役渗透,这成为南宋官府安排职役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后代职役雇役化的经验来源。     

名实之境:“义赈”名称源起及其实践内容之演变

"义赈"一词最晚在16世纪已经产生。在其后数百年中,该词的流布情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实践内容,都出现了重大变化。起初,该词主要被作为捐赈活动的一个褒称,使用频率十分有限。到19世纪前半期,该词开始被用来指称一种特定的地方性赈灾活动,其名声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从19世纪70年代起,该词又成为新兴民间赈灾活动的专名,并风行于海内外。这种名称不变而实践内容发生剧烈转换的状况,体现的正是一种既传承又超越的新陈代谢进程。而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来充分理解这一进程,也可以为考察中国民间赈灾事业的演变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