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土墩墓与铜礼器器用的偶数用鼎

江南地区土墩墓葬青铜礼器的器用礼俗,偶数用鼎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无论是墓葬整体器用组合的偶数用鼎,还是用鼎组合内部存在的偶数同形鼎,西周中期以降在宁镇、皖南、江淮以及山东沿海地区均有所见,特别是偶数同形的用鼎礼俗至迟在春秋初期已成为上述地区有别于中原地区列鼎“周制”的显著特色.墓葬青铜礼器用鼎亦揭示出春秋以后广义之“...     

从历法的角度看逨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 14=51年。逨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宪官 史官 言官——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三套马车”及其比较

<正>监督制约是政治的本能,是一切政治制度设计之要义。中国古代监督制度是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制度体系而言,有这样"三套马车":宪官——古代监察官员的一般称谓;史官——古代记录历史的官员;言官——古代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宪官"掌察",以法律和上命为依据,监察百官,执行法纪,又称察官、监官;史官"掌史",以"经得起历史检验"为准绳,记录国家大政和统治者言行,褒贬得失,以史制君;言官"掌言",以"庙堂舆论监督"为职任,规谏帝王,纠劾百司,又称谏官。     

东周楚式束腰平底升鼎试析

本文通过对东周楚地特有的铜、陶束腰平底升鼎进行类型学分析,明确铜升鼎应源于春秋早期曾式升鼎,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楚的扩张遍布楚地;陶升鼎仿铜升鼎,出现年代不早于战国初,器形随时代发展渐趋简化。在此基础上对其使用等级与人群进行考察,发现楚墓中使用升鼎的上层贵族内部在鼎的数量、材质上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其使用规律和组合搭配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楚国社会等级结构变动与礼制变革。此外,曾、许、蔡等附庸国国君墓仅见使用铜升鼎,且在使用升鼎数量及其墓葬规格上各有不同,其原因与当时各国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南方追孝鼎铭文考论

南方鼎为西周中期偏早的铜器,其铭文的姓氏特点及祭祀对象“公仲”等内容表明,南方其人属西周名门南宫家族的南仲氏一支之小宗,所做铜器可揭示了西周世族的分宗特点,并结合相关金文和历史资料分析,不同分支在西周社会的生存发展不仅依赖其在家族的地位,更需自身的自强和努力。     

韩伯丰鼎铭文新论

韩伯丰鼎铭文只涉及王命的传递,其中“史”当读为“御史”,该史所转达的“兹命”包括铭文中的全部言辞,核心要义“伯氏宕”是内史在王命基础上所发布的命令,但该命的实际决策者是御事司和周王两方。由此可见西周王权确至高无上和内史职权较大。     

秦高陵君史迹探微

高陵君弩机及高陵君鼎为秦昭王时期器物。高陵君名悝,又号叶阳君,因封于高陵而得名,还曾封于彭、邓等地。高陵即今陕西省高陵县,彭在今甘肃省东部镇原县一带,邓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一带。高陵君约生于公元前320年前后,卒于公元前262年,享年59岁。高陵君为秦昭王前期秦国实权派人物之一,掌控秦国大权、左右秦国局势,其统治十分张扬跋扈、奢华腐朽。在其母宣太后死后,被秦昭王所杀害。     

探索文物修复保护新工艺 超级破损青铜器重现生机

庚儿鼎出土于1961年。当时山西省侯马上马村东周墓群第十三号墓出土了两件大小、花纹、铭文几乎完全一致的青铜鼎。本文涉及的是其中之一。其口径40厘米,通高43厘米,大口、窄沿、深腹、圜底、直附耳、兽形蹄足。纹饰由两组蟠螭纹饰和一组三角纹内填单线钩纹构成。鼎腹内壁有铭文如下:“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子庚儿自飤緐用征用行用侖禾用鬻眉寿无疆??共计3行29字(见《考古》1963年第五期二二九页《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和二七零页张颌和张万钟两位老先生所著《庚儿鼎解》)。因此鼎记载了徐王庚为世子所作故称庚儿鼎。庚儿鼎对研究当时历…     

抗战胜利后民社党人与中国宪政制度的建立

抗战胜利后,民社党人追求和平民主,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制度。为此,他们在参加制宪国大前后,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努力阻止内战的爆发和进行。他们批评国民党坚持采用的《五五宪草》,是以贯彻孙中山提出的五院分权制度为名建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们所草拟的改良的宪法草案,吸收了各党派的意见,成为1946年底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底稿,这是他们对中国宪政制度的极大贡献。在《中华民国宪法》中,作为人民代议机构的立法院权力较大,能代表人民对于掌握行政权的总统和行政院进行比较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与总统并立的国家权力机构,且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的权力基本上保持独立。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是一部民主宪法,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