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世珍拓——《留鼎铭》

曶鼎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其上有铭四百余字,是研代学钱玷所拓所藏,有金石学家张廷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献资料,原器已佚,拓本亦稀,此拓本为清济的跋和印章,被马子云先生鉴定为稀世之珍。     

稀世珍拓--《曶鼎铭》

曶鼎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其上有铭文四百余字,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文献资料,原器已佚,拓本亦稀,此拓本为清代学者钱玷所拓所藏,有金石学家张廷济的跋文和印章,被马子云先生鉴定为稀世之珍.     

多友鼎相关问题考证

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     

妀善鼎年代与国别质疑——兼谈箕国灭亡时间

妀善鼎的年代或以为是战国早期,或以为是春秋早期,从该鼎的纹饰、器形、铭文字体来看,其年代最有可能是春秋晚期,或提前至春秋中期后段。该鼎的国别旧被认为是山东纪国,但是春秋早期之时这个位于山东的姜姓纪国已经被齐国所灭,金文中以""为国名者尚有一个箕国,此国春秋晚期尚存,且地望与燕国临近,两国关系密切。器主自称"妟生",金文中"妟"声之字常读为"燕","妟生"意即燕国之甥。从鼎的年代以及器主自称两方面考虑,妀善鼎应属于箕国,该鼎的出现也证明了箕国的灭亡应在春秋中期以后,合于《路史》"春秋犹有箕、崇之国"的记载。     

“鼎”“镬”“锅”的历时演变及其在现代方言中的地理分布

本考察了“鼎”、“镬”、“锅”三个词在历史献中的出现情况及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地理分布。试图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对“鼎”、“镬”、“锅”的历时演变进行新的探索与分析。     

甘肃礼县出土扁球形附耳鼎的浑铸与水平分型技术——兼论技术对造型设计的影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甘肃省礼县博物馆藏一系列不同时代的扁球形附耳鼎进行器表观察和内部结构CT检测，结果表明，该器物制作采用了模块化的生产技术，如使用分体模批量生产附件范后再进行总装、分体模可以排列组合式的多次配对使用等，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误差。此外，还使用实验考古的辅助方法进行模拟和验证，进一步认为器物制作使用了浑铸和水平分型，用于浑铸的铸型生产和铸造可能不在同一地完成。最后讨论了技术的成因及其对器物造型设计的影响，如顶盖折沿的有无受到后铸技术的影响、足部宽扁造型乃至足腹相对位置受技术限制的影响多于器形的主观设计等。     

釴鼎考识——从山西大河口墓地出土霸伯方器的定名谈起

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出土一件霸伯高圈足方形铜器，发掘报告称该器为“方簋”，但其铭文却自名为“釴”。本文从此器入手，对与之相似的铜器的定名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这类器应该定名为“釴鼎”，并对这类鼎进行了整理与研究。     

我方鼎铭文今释

我方鼎,旧名多异称,笔者据图始认为原器有二:一为方鼎,一为方盘。铭文字多未识,现重新考释,文义始通。器之时代;旧说为商代,日人林巳奈夫定为西周初,经考证,当以商末为是。     

文字新诠铜器新论--读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

张懋镕先生出于书画世家．少承家学，在文字和文献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尤喜古文字及青铜器研究。大学二年级时，即崭露头角．其习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曾为前辈学者张岂之先生所注目。推荐发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