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慧寺诸天塑像的后续调查与研究

本文是在拙作《北京大慧寺相关史料及研究》《大慧寺彩塑造像定名研究——兼谈"标准器比较法"》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后续四方面内容的研究:一、通过查阅文献,梳理了大慧寺大悲殿在历史上的功德主及保护者的资料;二、通过到大慧寺实地考察,基本明确了二十诸天与天龙八部两组塑像的塑造时间,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大慧寺始建时所营造的佛教氛围、相关设计思想与其宗教内涵;三、本文还通过对多堂诸天题材的造像与壁画研究,提出了对诸天形象研究的新认识,如关于二十诸天演化为二十四诸天的原因、演化时间;四、清代对大慧寺的修缮及相关变化等问题。     

秦末农民战争中出现的成语

指鹿为马：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位,宦官赵高把持朝政。一天,他把一头鹿牵到秦二世面前,故意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笑着说：“丞相,您错了,怎么把鹿说成了马？”赵高说：“是马,不信,你问问下面的大臣。”秦二世又问下面的大臣,大臣们有的说是鹿,有的说是马,还有的人一声不吭。事后,赵高暗中就把说鹿的人都给杀了。“指鹿为马”就演变成了一个成语,比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寺的起源

“寺”的本义是宦官和官吏办公的处所。《经典释文》中说“寺,本亦作侍。寺人,奄人也。”奄即宦官,后来称太监,故“寺”最初的本义是从“侍”这一意义而来的,乃是宦官的意思。《说文》云：“寺,廷也。”《汉书》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如汉代的御史府,也称御史大夫寺,中央一级的常设机构有太常寺、大理寺等。秦汉两代建立的“三公九卿”制,三公的官署称为“府”,九卿的官署称为“寺”,即所谓的“三府九寺”。     

两个阴暗的物种

作者认为,宦官与外戚,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阴暗的物种。为此,他将中国历史上的这两种人物作了一番梳理。见仁见智,想必读者自有取舍。     

简论会昌时期的宦官

唐武宗会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振兴”局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宦官曾给予积极合作。以会昌毁佛为例,有了他们的合作,毁佛就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行,并取得了相当成就。而当宦官反对毁佛政策后,会昌毁佛也就走到了末路。因此,在评价宦官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必须结合具体史实,进行具体的分析。     

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

明代宦官问题肇始于开国皇帝朱元璋,但一直以来对洪武朝任使宦官的性质与规模、明初宦官组织的形成特点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对明代宦官的认识缺乏一个"源性"的基础.事实上,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伴随着以宰相为首的传统外朝体制的解体以及一系列惨烈的政治事件的连续爆发,宦官组织在不断调整中得到巩固和发展.朱元璋刻意培育宦官并用以牵制外廷,体现了他一贯的分权思想;宦权的扩张反映了君权的空前膨胀.正是那位被普遍认为是禁止宦官干政的明太祖,赋予了宦官合法的权利和地位,从而使宦官在实质上已作为明王朝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宦官的秘闻轶事

太监,是人类中人造的第三性。读罢此文,只叹“天子”们的残忍！     

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士人”

明朝崛起于经济落后且屡经战乱的淮河流域,政权最初相应呈现出浓厚的粗鄙特征。出身贫寒的朱元璋秉持"小农政治意识",将之与蒙元"家产制"政治思想相结合,从而建立了空前专制的皇权制度。在标榜"恢复华夏"的同时,朱元璋强力压制延续南宋以来儒学传统的士人,尤其是儒学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士人。但伴随开国征伐阶段的结束,明朝逐渐步入常态治理,文官相应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而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开始借助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从敦煌写本书仪《记室备要》看唐末官宦的送礼

送礼是古今中外人们实现相互往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增进情感的共有方式。敦煌写本书仪《记室备要》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宦官送礼物的清单,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了解唐末五代时期宦官送礼的大概情况,更加深入了解和认识唐代末期宦官生活的史实。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正>二王、八司马是唐朝的事。唐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王叔文集团便垮台了。为首的二王:王叔文赐死,王伾遭贬后亦中风死去。麾下的八名干将:韦执谊、柳宗元等,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1957-1958年发生在中办秘书室整风"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