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开元寺金石志》商榷二则

《邢台开元寺金石志》辑录大量与邢台开元寺相关的历代金石文物,为我们了解该寺的历史沿革、探讨邢台地方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不过,该书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文章就书中两块残碑的解读提出一些商榷看法,认为《汉故上党国太夫人荐功碑》定名不确,并非"至今仅见的中国佛教第一碑";"大元元年"残碑部分释文有误,大元元年也不是至元元年(1264),而可能是1307年。     

宣统元年的大清“美元”

玩收藏的人都有一些通病,闲来总喜欢翻看各种拍卖年鉴、拍场图录,小女子也是如此。某日在一本拍卖图录上看到一枚宣统元年一百元面值的大清银行兑换券样币,上面的“李鸿章”头像和“DOLLAR”英文标识顿时引发了我的兴趣。     

诏策贤良文学制度背景下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汉代学术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件,其时间问题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争论主要围绕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和元朔五年(前124)展开。①因诸说都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遂引发了关于"天人三策"真伪的质疑。②然综观以往研究,一个明显的缺憾是诏策贤良文学制度作为董仲舒对策的制度背景,鲜有学者论及。     

“诜王之印”小考

<正>诜王之印,为黑龙江古代官印之一。《黑龙江省古代官印集》称此印为"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于阿城白城出土。仅见印文。金毓黻先生在《辽东文献徵略》记述此印为‘铜质,驼钮,外似范金剥落殆尽,厚约四分,钮高寸许,重二十八两’。印面方形每边7厘米。该书明确考定这是金代完颜娄室被追封为莘王的印鉴。"(1)对此,笔者进行了多年求证,发现该印文与《双城县志》中的     

友朋致沈曾植六札

书信作为交流的主要媒介,在旧时交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们表达思想、交流感情、探讨学问、传递信息等最普遍的方式。寐叟哲嗣慈护先生捐赠给嘉兴博物馆的沈曾植遗物中,不少为友朋致沈曾植的信札。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护理巡抚。宣统二年（1910年）乞休归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隐栖上海。其学问精博,识见雄伟,为世所共仰。     

近代苏州市民公社

苏州市民公社是清末出现的城市商民团体,虽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但毕竟建立了一种民众普遍参与的模式。百年后的今天,那残存的古井依旧,长满青苔的拱桥还在,市民公社带给近代苏州那一丝丝文明的气息,已留存在苏州人对往昔的记忆之中。苏州最早成立的市民公社,是诞生于宣统元年（1909）五月的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发起人为怡和祥洋行经理施莹和振源永绸缎庄店主蒋仲君,他们向苏州商务总会、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及府县衙门呈文,提出试办苏城观前大街市民公社：“观前大街,地居要冲,店铺林立,从前办理各事,虽有施行之效验,尚无联合之机关。     

收奇造异积篑成山——长沙市博物馆藏杨守敬节越游杂记四条屏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1862年）举人,精地理、目录、版本、金石文字之学,擅长书法,是晚清著名学者。曾主讲两湖书院,任勤成、存古学堂总教长。     

左文襄公祠略考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早年自号“湖上农人”,道光举人。咸丰十年（1860）率湘军赴江西、皖南军镇压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任浙江巡抚,次年升任闽浙总督。同治四年（1865）节制赣、粤、闽三省军务,镇压太平军。同治五年（1866）调任陕甘总督,次年镇压回民起义和捻军,     

异版宣统三年壹角大清银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户部设立铸造银钱总厂,选址天津金钟河畔。三十一年（1905年）建成,定名为造币总厂,也称天津造币总厂。由于清代中央设厂较其它各省要晚,银元铸造时间短暂,加之中国旧有的银两制度,银元究竟是以“两”还是以“元”为单位,成了清末政府币制改革的重要问题,以致总厂从设立之初至宣统二年（1910年）所铸造的银元多未发行成功。如：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铸造的户部光绪元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铸造的户部丙午“中”字大清银币、光绪三十三（1907年）年铸造的丁未大清银币、宣统二年（1910年）铸造的宣统年造大清银币等。这些银币大都为样币或试铸性质,实际并未投人流通使用,今已成为藏家们心目中的珍稀品种。     

台北故宫藏古琴考辨

本文对今藏台北故宫的两张古琴的制作年代及前人的有关记述与说明进行了考证,论述了“玉泉”为元初中书令耶律楚材之别号,万壑松涛琴乃其收藏。同时表明了作者对上述古琴的断代今是昨非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