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县召开编纂《梅县地名考》工作会议暨梅县地方志学会挂牌仪式

2008年6月30日,梅县召开编纂《梅县地名考》工作会议,全县各镇（办事处、高管会）及国土资源局、民政局、建设局等有关单位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梅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温向芳就提高认识、要有精品意识及加强组织领导三方面作了重要讲话,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方志办主任陈标君在会上作了工作部署。     

两枚光绪宝伊局红钱珍品欣赏

新疆伊犁宝伊钱局是乾隆朝在新疆开设的最后一个钱局,它和南疆“叶尔羌局”、“阿克苏局”鼎足而三,是一个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钱局。由于地域、民族、历史、社会发展诸多不同,它所铸钱币在钱制、用料等方面与南疆两个大钱局也存在某些异同。     

宝苏局当五百咸丰元宝木雕钱鉴赏

2007年12月,笔者在上海老街古玩市场喜获一枚木雕宝苏局咸丰当五百大钱。由来自江苏泰州的古玩商小王口中获悉,此钱是他从泰州郊区乡间所收购,从同一家还收到一枚乾隆通宝大木雕钱,直径约260mm。由此,笔者认为,这两枚木雕钱,很可能是当时钱庄或当铺的装饰悬挂之物。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     

印制局历史货币工作纪事--纪念中国钱币学会成立20周年

1979年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领导指示,为更好地弘扬中华货币文化,为给国家创汇,印制局开始策划,在保证现行货币生产供应的同时,本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大胆开发了金银纪念币（章）,并涉足历史货币工作。推动我国钱币事业全面地展开。 这里纪录的仅是历史货币工作（1979.5-1982.6）较为重要的事件。     

珲春牛痘局与区域近代化

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在珲春设立牛痘局,接种牛痘以防治天花的先进技术传入珲春。牛痘局的建立将平等、科学、卫生的理念带入了珲春地区,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进而推动了珲春地区的近代化。通过分析珲春牛痘局的设立缘由和行政运行,深入研究珲春牛痘局推进民众思想近代化与珲春区域近代化的内在联系,反思其在运行过程中的局限。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地域社会的跨国叙事:近代以来广东潮阳陈四合批局与陈氏跨国家族的建构

论文通过个案研究,探讨了近代以来广东潮阳陈四合批局与陈云腾跨国家族的建构。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闽粤交界的潮汕地区少为国史学者所关注,但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无论是跨国主义、海洋史,还是从方兴未艾的跨国史视角看,近代以来的潮州人一直都是一个活跃的、深具跨国性特征的群体。陈云腾家族的故事首先说明,要深刻理解跨国空间的人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近代以来国家的制度变迁与地方社会脉络的因素。在海外的"跨国"要素影响本土社会的同时,本土社会业已存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深刻影响着处于跨国空间的人群。     

甘肃宝巩局钱币研究概论

宝巩局钱币研究,是甘肃钱币学会关于地方钱币研究方面的重点课题之一。十多年来,这项研究工作的规模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停顿,可以说已经取得较多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研究资料的积累和钱币实物的发现两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