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浙局雍正通宝版式浅议

<正>雍正通宝铸行于清世宗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背文以满文纪局。雍正时期由于铜材紧缺,铸币数量锐减,许多局停铸或合并,不少铸局铸行时间不长。据史料载:浙江宝浙局于雍正七年开铸,至十一年停,大约4年时间。因此,其铸币数量应该是较大的。宝浙局雍正通宝主要版式可分为角头通与方头通两种。在雍正各局铸币中,多数为角头通版式,一局中具有角头通和方头通的只有云、晋、武、川、浙五局,其中宝浙局方头通版式最多。此外,     

叶剑英智救胡耀邦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主持陕西省委工作。 胡耀邦到陕西上任时,正值三秦大地“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胡耀邦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过宽,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成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政治经济等问题而遭到抓捕或被惩,政治空气十分紧张。     

祭器、礼器、“邵局”——关于南宋官窑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多年积累的考古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与南宋官窑密切相关的诸问题：如南宋陶质祭器的使用与特征,王晋锡、邵谔与礼器局、邵局、修内司官窑的关系,南宋官窑生产的仿青铜礼器瓷的性质与用途等。作者认为,王晋锡之陶质祭器的烧造与邵谔之修内司官窑的建立,是先后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两件不同的事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南宋陶质祭器与官窑仿青铜礼器瓷在形制及用途上有本质的区别。     

永远光采的出版文化——读《贵阳文通书局》

何长凤教授编著的《贵阳文通书局》一书在我案头已有大半年时间了。封面古朴、版式疏朗、印制精良,我是十分喜欢的。这是由贵州教育出版社梁茂林先生(也是本书的责编)寄赠的。梁先生附了一纸短信,他说：“贵阳文通书局在中国出版史上存在过41年,也曾创造了     

隶熙通宝台湾铸局考

康熙通宝制钱中背满汉“台”字的铸币,是福建台湾局所铸。因存世尚有一种后铸的康熙背满汉台大样,泉界为了区别,将后铸的大样简称作“大台”,铸于康熙时的小样称为“小台”。康熙通宝小台存世略多,钱体轻薄,铸工粗劣不精,钱夷漫模糊,铜质昏暗。一般呈泛红色。康熙朝是清     

关于咸丰时期钱局与铸钱的考证

清咸丰时期(1851～186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期．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采取对外妥协求和．对内利用曾国藩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策略。为了解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巨额军费开支。清政府在咸丰三年开始发行大钱来弥补财政资金的     

一枚矿票的联想

旧中国的一些矿山为解决现钱紧张,防止现金流失,在矿山内部或特定范围内用矿票支付工人工资。1915年发行的江西安源萍乡矿局官钱号银元票伍元券就是这个类型。该票呈米黄色,正上方印有“萍乡矿局官钱号银元票”。正中为“伍元”．两边分别为双龙戏珠和“永远通用银元”、“只认票不认人”字样,右边为发行序号。     

加盖“福建永丰官银钱局”钤记的大清宝钞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期间,清政府财政竭蹶。企图靠滥铸大钱、铁钱和滥发官票、宝钞摆脱困境。所谓宝钞,即以制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自清宗咸丰三至九年(1853～1859年),先后发行计有伍百、壹千、壹仟伍百、贰千、伍千、拾千、伍拾千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有关中统局泰兴县调统室运作状况史料一组

现存于泰兴市档案馆的这组史料,反映了1947-1948年间国民党中统局泰兴县调查统计室组织临时行动队,开展情报、组训、学运、调查等工作以及有关人事安排、工作计划、会议建制等情况,对于研究中统在地方基层组织中的运作状况有一定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