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疆红钱减重与钱银比价》一文的初步商榷

《新疆钱币》1999年第4期载有胡桂珠先生的《新疆红钱减重与钱银比价》一文(以下简称《胡文》)。阅读之后认为红钱的减重与钱银的比价都应以当朝铸的钱与银比价才真实和确切。     

南海主权地缘政治经济透析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及资源战略价值,南海周边国家围绕南海诸岛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愈演愈烈,形成了今天"六国七方"的复杂局面。本文从政治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南海的地缘战略及资源战略价值,阐述了南海主权争端的由来及现状以及中国对南海主权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对南海主权争端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随着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的全面启动,中国与南海沿岸各国的经济合作、政治互信和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这将有助于减少外部大国遏制中国的借口,南海问题将会由直接有关的各方共同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分工的测度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科学地测量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与分工的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针对相似系数法和区位法等传统度量方法的不足,首次提出了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测度区域产业结构,不仅可以测度两地区产业结构的总体相似程度,而且还能反映地区产业的专业化、比较优势和区域分工的程度,可以定量地测度两地区产业的总体相似性,两地区不同产业的相似性。     

美国发展生态旅游的经验与启示

生态旅游的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由国际保护联盟首次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旅游已经有长足的发展,美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90年代以来,我国也提出了发展生态旅游的概念,但从目前生态旅游具体运作上来看,我们无论在理念上和方法上都与国际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对美国生态旅游深入考察调研的基础上,笔者剖析了浙江省的生态旅游现存的问题,并从生态旅游规划、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世界遗产具有很高的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价值。由于自然力对世界遗产的长期破坏和20世纪的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一项旨在保护全人类共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世界遗产公约》应运而生。世纪之交,中国的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正面临着无节制的旅游开发行为的巨大威胁。本文以泰山索道工程为例,提出运用最低安全标准(SMS)界定遗产地保护与利用两者之间的度。文章指出,遗产价值的挖掘将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深入下去,功能分区是处理当前遗产地保护与利用关系的可行手段。     

城市空间集中与分散的哲学透视

城市空间是一种处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的矛盾复合体。集中与分散的相互关系作为城市空间中对立统一的两面,构成了城市空间演化的基本矛盾。它们的对立与统一成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最本质的运动。文章以哲学的方法论透视了集中与分散的概念,讨论了集中与分散的学术论争及其背后城市发展的轨迹,指出了集中与分散的机制特点以及一体化趋势,得出了集中与分散是城市空间演化中的基本表现,是考察城市空间运动的一个基本视角的结论。文章通过深入剖析集中主义与分散主义不同的发展条件与背景,揭示了城市空间内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以及空间机理,强调据此有助于从中了解与把握城市空间演化的规律,有利于指导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     

城市形象建设与旅游业发展关系研究——以威海市城市形象研究为例

城市形象与旅游业发展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相辅相成关系,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招牌"和"名片",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影响一个城市或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山东省威海市为例,通过对威海城市环境和旅游现状的分析研究,探讨"城市形象建设与旅游业发展关系"这一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     

国际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难点和出路

本文分析了国际贸易与环境冲突的现状、原因,探讨了解决贸易与环境冲突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协调贸易与环境出路的5个方面,即建立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化核算体系;建立可持续性的补偿基金;建立以贸易与环境协定为准则的多边合作机制;建立各国"环境标志制度"的统一标准化管理体系;建构环境与贸易协调的全球法律和价值伦理体系。     

对美国外交的深层诠释——读《美国文化与外交》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美学术界,从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一国对外政策是常见的方法,特别是在美国学术界,已发表了大量论,且不乏真知灼见。但美国学是站在本国化角度来论述国际关系的,在看待他国化时很难摆脱惟我独尊的“化中心主义”。因此,中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 ,国家虽然缺乏制度性建设 ,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 ,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 ,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 ,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 ,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 ,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 ,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