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思维杂拾

上海《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登了一篇《由厕所里看思维差异》,介绍青年作家余杰的一番议论。余杰到美国,看到美国差不多任何一处公共厕所,除了男女的分别之外,还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厕所。他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看到公厕的男厕和女厕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唯独中间的残疾人厕所没有人。“于是,我的‘中国式’思维又开始工作了：既然残疾人厕所没人使用,何不匀一些人去呢？这样岂不能缩短男女两队的长度,节省大家的时间吗？”他的美国朋友连连摇头说：“虽然现在看没有残疾人来,但是如果正常人正在使用的时候,来了一个残疾人怎么办？这不就造成了正常人侵犯残疾人的权益？”余杰写道：“这番话让我这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第一次痛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那样地没有‘文化’。”     

明代云南佛教文化现象探析——《徐霞客游记》读书札记

《徐霞客游记》的滇游日记大量记载了云南的佛教寺院,以及士庶、官绅等阶层与佛教的交往。本文通过对游记中佛教场所的统计,以及士庶、官僚等阶层与寺院的关系,简要探析了明代云南佛教的人文现象的成因。     

后晓荣著《秦代政区地理》评介

政区作为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即使是当代行政区划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传统的政区建置,因此政区地理历来都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政区地理一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实现了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制的质的飞跃,     

再说曹操杀人

我国古代官场有这样一句话：“伴君如伴虎”,这是由无数封建官僚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之谈。在那种时代,帝王不但把广大老百姓视同草芥,随意杀戮;对为他们效忠的大臣们,也是“生杀予夺,在一出口”（唐杜牧语）,根据其政治需要,或仅由于个人的好恶,要关便关,要杀便杀,生存权也毫无保障。     

试论孙科的宪法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及“行宪”政府时期,继胡汉民之后,孙科任立法院长达16年之久,主持训政、战时和行宪立法工作。孙科早年留学美国,主修政治。对西方法律思想颇有研究,立法院长任职为他施展专业方面的特长搭建了平台,也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在这一职位上,孙科阐释了他中华民国的宪法思想,包括宪法地位、作用、性质、标准、意义,实施宪政的难度以及实施宪政后的多党体制等问题。本文拟就孙科宪法思想方面,略陈管见。     

关于《黑龙江省志》设置附录的几点思考

附录是志书志、述、记、传、图、表、录 7种体裁中的一种 ,设置它的目的就是辑存有价值的资料。上届修志 ,《黑龙江省志》规定 ,整部省志统一设附录 ,各分志一律不设附录。执行这一规定的结果 ,整部省志没设成附录 ,分志只有一部《外事志》设了附录。这一情况很值得研究。下面 ,我谈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点思考 ,作为续志考虑这个问题的参考。1 上届《黑龙江省志》由 1 0 0部分志组成 ,即 1 0 0部分志要反映 1 0 0个行业和部门情况 ,统一设附录 ,很难反映这 1 0 0个单位对资料保存的需要。如果满足各单位的需要 ,编出来的附录 ,印成书 ,比…     

拉美军人与政治：理论与范式的演进

本文介绍与分析了西方学术界在拉美军人参政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曾出现的几个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范式——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普力夺主义理论、中产阶级军队理论、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国家安全学说。应当说,尽管这些理论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他们在揭示拉美军人政权产生的根源、军政权的政策特点等诸多问题上提出了非常具有启发价值的观点,其观点与研究视角都值得我们借鉴。     

在自治区地方志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同志们 :自治区地方志工作会议经过大家两天的共同努力 ,已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会议日程 ,就要结束了。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方志工作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采取倒计时的方法 ,排进度 ,抓落实 ,确保 2 0 0 5年基本完成本届修志任务。会议开得很紧凑、很务实、很成功 ,实现了预期目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这次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视 ,非常关心。会议召开之前 ,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和副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分别听取了自治区地方志工作情况汇报 ,并作了重要指示。昨天 ,自治区…     

我给温家宝总理送建议

2003年3月16日下午,人民大会堂迎来一个庄严的时刻,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的2948名代表投票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当大会主持人宣布投票结     

1840-1860年间清政府三种外交体系分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关系,如果按照类型分析法标准来划分,可以基本分为朝贡体系Ⅰ型、Ⅱ型和Ⅲ型三类。中国与三类国家间的关系及其各自体制内部的演变错综复杂。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外关系显然发生了重要变化。澄清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复杂的性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