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至刚墓与《李氏宗谱》

郑和在首次下西洋前夕,请礼部尚书李至刚为其父马哈只撰写了墓碑碑文,至今该碑仍完好地保存在郑和故乡云南晋宁《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八还记载了“永乐九年六月戊午,上以官军从郑和自番国还者远涉难苦,且有劳效,遣内官赵惟善、礼部郎中李至刚宴劳于太仓”。同时还记载了“当年十月辛丑。命浙江临山,观海、宁海、宁波、昌国等卫造海船四十艘”。这些资料表明浙江宁海等地与郑和远航的关系密切。     

在抗俄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陈汶环及后裔

<正>最近笔者对馆藏福建厦门水师提督陈汶环第九代世孙陈福龄撰修的《陈氏宗谱》(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及《宦海浮波大事记》(成书于民国三年即1914年)一书进行了考证。在考证过程中发现该书不仅记述了其家族的族源、发展及迁徙黑龙江的缘由,更重要的是详细记述了陈汶环奉清政府调遣率福建厦门水师参     

历史文本演化下的人物形象变迁:以萧山楼英传记为例

文献多有明代浙江萧山名医楼英入京为明太祖朱元璋治病的记载,但考查明清至今方志、宗谱中的楼英传记,发现这是一个在文本修饰中不断演化、加上口头传扬而形成的故事。精英阶层在楼英传记中为其"儒而未仕"进行委婉修饰,却促进了大众文化中楼英形象的"神仙化"转变,有必要通过文本回溯进行区分,慎重书写现代史志文本。     

浅谈宗谱的重要性及其征集

在图书馆界对地方文献概念探讨的基础上、就收藏地方宗谱的必要性及对地方各姓氏宗谱是否属于地方文献,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新发现的王十朋、朱熹佚文及其文献价值

清乾隆十五年刊《禹山仁村竹氏宗谱》是一部未见著录的罕见版本,书前所载王十朋《东海竺氏家谱序》、朱熹《宋驸马淮宁伯文甫竺公行状》更是不见于两人文集与年谱的重要佚文．堪补《宋史》、《嵊志》与二人文集、年谱之缺,对研究嵊县禹山仁村竺氏一支姓源变迁以及此谱编纂缘起．与夫竺简生平大节、朱熹政治思想倾向,均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     

家族内人口与生活:以浦江义门郑氏为例

《(浦江)义门郑氏宗谱》拥有一个家族中以男性人口为主的详细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于了解该家族的人口数量、人口增减的速度、职业、化状况、婚姻状况、寿命等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藉此数据为蓝本,加以比排分析,为后人了解一个家族的婚姻状况、平均寿命、化、职业等都可以展开新的视野。     

谈谱牒的编纂

随着新编地方志的出版与发行,一度销声匿迹的修撰宗谱,也悄悄在民间兴起。对这种修谱现象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盛世修志,民间重现修谱热,说明老百姓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可以代代相传;有人则认为修谱是强化人民群众的宗族观念,助长宗族势力,须加阻止。到底如何对待民间修谱现象,以及如何对旧谱牒进行体例改革,编纂出有积极意义的新谱牒,以利于创立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谱牒学,为此,笔者特对新谱牒的编纂提些个人浅见。就教于方家。     

从吴姓说家谱编修

国家有史,郡县有志,宗姓有谱,家族有乘,乃中华民族的优秀化传统。所谓族谱,或日：家谱、宗谱、世谱、家乘、家谍等,都是记载一族一姓一宗的世系和重要人物与事迹的史册。因叙注周普,包含族姓普遍之内容与意义,故谓之“谱”也。它大约滥觞于西周,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到民国时期,我国姓氏几乎是无族无谱了。考之于史,     

陈寅恪《论再生缘》补证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晚年转向明清文学研究后的力作。陈先生根据间接材料旁征博引,加以合理推测,考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丈夫为范菼、因大赦归家,进而推断出陈端生的卒年,为陈端生和《再生缘》研究奠定基础。本文根据陈端生父系《陈氏宗谱》、母系《汪氏世谱》等新见史料,钩沉相关人物的碑传文字,考得陈端生父亲卒于端生身后、其母汪氏未曾随宦云南、陈汪两家直到乾隆末年仍保持密切来往、陈端生之夫是吴门范菼而非秀水范菼、陈端生去世的时间更可能在嘉庆二年等细节,有助于加深对《再生缘》和陈端生的了解与研究。     

清末徽州民间宗谱纂修活动研究——以光绪二十三年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为例

本文为新发现的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个案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徽州民间纂修宗谱的整个过程,从而了解徽州民间纂修宗谱的缘起、纂修组织结构、各项制度规定、宗谱管理、纂修谱例及付梓规定等,对研究清末徽州乡村地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口、民俗等有着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