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校注》匡补

《法苑珠林》,是唐释道世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编成的一部佛教类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此书历来未作认真校点整理。2003年底,由周叔迦、苏晋仁两位先生撰作的《法苑珠林校注》得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实为嘉惠学林之盛事。从总体上看,《校注》校勘精当,注释亦要言不烦,是一项质量较高的古籍整理成果。但是由于《法苑珠林》中所收佛教文献来源复杂,时代亦有先后,加之古人编集类书,又有随意更改的通病,故错讹之处不少,要一一厘正,绝非易事。且佛教文献中,不仅多佛教术语、外来译语,又较多当时口语、俗语,若不明于此,断句标点亦易致误。本文就奉读该书过程中发现之20条校点可商之处,略加考辩,敷衍成文．就正于方家。     

天津乔家小洋楼

天津乔家小洋楼位于法租界丰领事路,也叫督军街（今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0号）。小洋楼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建筑面积1214平方米。外檐水泥饰面,正立面以八组双柱承托,呈开放式前廊。中央设入口,二层筑阳台,边缘设水泥宝瓶式空护栏,配以券式门窗。缓坡式屋顶上开天窗,檐部中央筑半圆形山花装饰,两侧各开5个天窗。     

"六三法"的存废与台湾殖民地问题

“六三法”是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基本法,其本身存在只有十年,但其建构的殖民地法律模式,在台湾延续了50年。“六三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委任立法。这种典型的殖民地立法程序,在明治宪政体制下是否违宪,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术界的热烈争论。有一些人为了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鼓吹说日本为在台湾实施宪法特意制定了“六三法”,而“六三法”是否违宪引起的争议,是围绕着“台湾是否是殖民地”而进行的,因此说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实质上“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本质,是有关新附领土统治政策之选择的政治性问题,而不是一般的法律问题。“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其实质是为“六三法”的违宪性寻找法律依据,同时,也是政党势力与执政的军方势力就各自对台湾统治方针的妥协与斗争。     

最近发展区理论启发下的教学六法实践

最近发展区理论及其建构主义思想对当代教育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试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部分教师的教法传统老旧,学生厌学情绪严重,课堂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本人尝试从最近发展区理论出发,紧密围绕教学实践,总结出6个实用的教学招法,以求提高课堂效率.     

文化治理视野下的宗族复兴：甘肃连城铁氏谱庙重修中“历史”叙事的构建、拼装与诠释

乡村文化治理受制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及经济情境等,是国家“治理术”之一环。连城铁家曾是地方上的显赫家族,拥有同当地土司相当的家寺、家庙,后由于历史原因全部被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铁氏文化精英主动将宗族“复兴”的系列实践活动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导向及主流价值观念相调适,官民双方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互相理解和求同存异,而非对立冲突。一场国家引导、民众主动迎合的文化治理在铁氏宗族的建构或复兴过程中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工具(手段),亦是目标,成了有效调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     

英国流亡者与美国建国初期的党争

18世纪末,一批英国激进分子流亡到美国,在美国激烈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文化分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98年,在英国“反雅各宾主义”影响下,美国联邦党主导的政府制定了《惩治煽动叛乱法》,严厉打击反对政府的言论,防止共和党和“雅各宾派”颠覆政府。英国流亡者以英国政治为参照,抨击法令,谴责联邦党效仿英国体制,在美国建立贵族统治,剥夺公民自由权利。流亡者反对联邦党人的政治修辞广泛传播,形成强大公共意见,最终促使法令失效。流亡者的介入使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斗争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呈现鲜明的跨国性。     

“嗜酒成性”的医学认知转向与19世纪后期英国的酗酒治理

在近代英国,随着人们对公共健康的关注和神经医学的发展,有关饮酒的病理学知识取得了长足进步,使得医学从业者在对待习惯性醉酒问题上,开始摆脱以往具有道德色彩的价值判断,强调嗜酒是一例需要医疗干预的、成瘾性的神经系统疾病,逐步从医学专业知识层面确立醉酒解释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一批医学从业者致力于相关知识的普及和社会改革活动,形成了专业化的社会团体,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争取议会立法,敦促政府建立专门用以治疗嗜酒成性者的收容机构。由于收容治疗触及人身自由问题,因此在议会辩论中争议较大,体现了在治疗特殊病例时医学认知和自由原则的消长平衡。1879年、1888年和1898年颁布的有关酗酒问题的一系列法案尽管是多方力量折中的产物,却标志着机构化处遇在应对嗜酒习性中的尝试以及相应的法律权力的确立,是英国酗酒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和实践。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