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好好学哲学——做一个学习型政党党员的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这是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在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础,而做好学习型党员则是强健学习型政党的细胞。我作为—个有45年党龄的老党员,深知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坚持不懈理论学习和不屈不挠实践探索的产物;     

休闲游憩导向的国外城市历史滨水地段复兴研究

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历史滨水地段复兴的方向由工业、商业复兴转向休闲游憩开发,并借游憩产业实现"城水共兴"。这种方向的转变对我国目前正在复兴中的历史滨水地段开发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为此,本文通过梳理国外有关城市历史滨水地段复兴与游憩开发的文献,总结国外城市历史滨水地段复兴的背景、模式、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滨水地段的实际,笔者从开发模式、开发理念、开发机制三方面,提出若干的建议。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在这美丽的金秋季节,以“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召开了,我要向各位热心于研究“中国学”的朋友们表示敬意。我想建议各位朋友,研究当代“中国学”,应当紧紧围绕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持续28年之久的快速发展,乃是一种和平的发展;13亿至15亿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复兴;今后中国还将长期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推动世界和谐。下面我想围绕这个主题,谈三点认识。     

王学圣地 吾国瑰宝——赡仰贵阳阳明洞的一点感想

王阳明学说中的精华部分．特别是“致良知”。希望能在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重构中发扬光大．盖国人所缺者,良知也。     

论魏晋士人“孝先于忠”的观念

"忠"、"孝"是中国古代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二者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基础。通常统治者往往更重视忠,但魏晋时期却由于种种原因,忠孝关系倒错,形成了"孝先于忠"的观念。     

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这种改良性质并不意味着乡村建设运动就无意义可言,首先,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一些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有其借鉴的意义;第三、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对此,应予充分肯定。     

从报恩院到临官驿：闻湖盛氏的族史建构与家族转型

闻湖盛氏是明清时期嘉兴著名“望族”之一,除了族谱之外,其家族早期文献散见于明代地方志中。这些早期文献对家族历史的叙事存在不同版本,透过对其文本细节的分析,不仅能窥见元至明初盛氏先祖及其外家朱张氏家族的面貌,更能揭示明代盛氏家族重构族史的过程及其文化观念的变迁。明初及以前的朱张—盛氏家族并不具备正统儒家式的宗法文化与组织形态,相反却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明代中期以来,随着族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盛氏家族逐步讳饰祖先祭祀活动的佛教色彩,探寻和构建自身以及朱张氏煊赫的祖先源流,创造出“钱塘临官驿”的族史叙事,同时通过编修族谱、建立家族祠堂、置办祭产,最晚到16世纪晚期,从意识形态和实体两个层面完成了“宗族化”的转型。     

奋斗与辉煌: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最辉煌灿烂的一页,也是人类历史中不可或缺的最辉煌一页.新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结果,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为接续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其间形成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主要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总结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经验,应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立国之本""兴国之要""强国之路"的有机统一中进行理解和把握.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

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文章梳理了该村从乾隆到光绪时期的灾赈史,重点考察了基层社会的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发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