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宁陵人

尔多斯草原多风,大风起兮,在无遮无拦的原野上,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横扫一切。虽已人夏,有风的天气还是让人感到些许凉意。呼啸的晨风中,班泽尔打开祭坛上的铜庙,取出酥油灯,置于庙前的供几上,再将香炉燃起,随着苍凉的螺号声,[第一段]     

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金带的疑惑与新释

三星堆遗址的金杖与金沙遗址的金带,准确辨识,涉及到遗址的年代、性质、王权、神权、宗教与祭祀习俗等诸多重大问题。学术界已有多种考析,许多人对这些考析又感到疑惑。本文将作出新的辨析。[第一段]     

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叙事

在西方,民族意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宗教意识的衰落而发展起来的,并逐步取代宗教意识而成为联结社会成员的主要纽带。随着西方资本的跨国扩张,欧洲民族意识很快演化为极端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集体性所进行的大规模殖民,使得殖民地民族的意识觉醒,并逐步发展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印度后殖民批评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认为,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共同特点就是把“民族”这个范畴本质化而没有认识到其中的构建性质及民族叙事固有的矛盾性。关于民族主义造成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查特吉在后殖民民族主义研究“三部曲”中已经谈得很多了。本文从民族叙事本身的矛盾性出发,揭示民族叙事在构建统一体的过程中对于差异的忽略,进而审视民族主义如何“复制”了殖民主义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疆界内的少数群体及妇女构成新的剥削与压迫。     

试论宗教的地理背景

本文从宗教的起源、宗教的源地、宗教的习俗和教义、宗教的分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与其地理背景的密切关系.     

试论仰韶时代礼的起源

仰韶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显现,各个聚落群相继产生阶级分化,出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高等级墓葬和特定的礼器,孕育于原始宗教的礼制继承了其特质并发展。此时的祭祀已经颇具规模,有大型的公共场地、特定的祭祀形式和祭祀对象,神职人员已经成为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墓葬的结构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已经产生分化,尤其是出现了象征身份的专门化用器,已经具有礼器的性质。     

试论元朝宗教状况与道释画之嬗变

在元代短短几十年中,道教经历了一个大盛大衰的过程,中土本有的佛教也为藏传佛教所压制,中国画在这一时期则体现出比以往更多的文人气质。本文叙述了元代的宗教状况与宗教政策的关系,以及道释画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

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其实质是墓主人的灵魂从地下世界赴墓地祠堂去接受祭祀。此类题材在画像中的频繁出现,证明祭祀祖先活动的图象是汉画像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澳门与东西宗教文化交流

从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澳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背景成了东西文化、宗教交流的基地,对于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融合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明治前期日本天皇宗教权威的构建

《明治宪法》的颁布将明治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奠定了近代日本宪政体制基本框架。天皇宗教权威是通过重申“天照大神—天皇”结构,使天皇“神圣”化以及“神圣天皇统治”共识化而形成的,是官方宗教政策与社会尊皇倾向相互“匹配”的结果。明治政府主导的祭政一致、祭教分离体制,明确“天照大神—天皇”传承是天皇统治神话的核心内容。“神圣天皇统治”的政治神话以“国体”形式落实在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之中,推动了“神圣”天皇共识化。近代日本存在以“神圣”天皇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K4）是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之一,位于三星堆城址南部、马牧河右岸台地祭祀区的东部。2020年10月至2021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号坑进行了发掘。坑口大致呈正方形,面积约9.33平方米,坑内堆积由上及下可分为填土、灰烬、埋藏遗物三部分。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文物1970件,另有象牙47根、海贝50枚。四号坑的埋藏年代为三星堆遗址第七期12段,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日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cal.BP)时间范围之内,其性质似为祭祀器物掩埋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