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

从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进行考察,“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确实很多,“弃物论”有一定的根据。但“弃物”并非宗室全部,“藩禁”的绳索尚未完全窒息其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不少宗室在朝廷经费匮乏时,捐金捐物,解国家之困;在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出现严重弊端时,犯颜进谏,或冷静分析,提出治理方案,勇气和才干不输朝中大臣,甚或过之。“弃物”仅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一种,忧国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另一种面相。     

清代宗室世子考

关于清代宗室世子,学界目前虽续有涉略,但因无专题研究,尚未取得一致意见。①这不仅使通行的辞书前后矛盾,令人莫衷一是②,也直接涉及相关史表的编纂。今检索史料,略为勾勒考辨。"世子"一词,文献多将其源溯至《礼记》。《辞源》释世子为"帝王和诸侯的正妻所生的长子,也叫太子。《礼·文王世子》:文王为世子。清代亲王的嫡长子封世子"。③《公羊传》谓:"世子,犹世世子也"。陈立义疏《白虎通》"爵篇"更说:"所以名之为世     

近二十余年来宋代宗室研究述评

宗室,指国君或皇帝的宗族,又称皇族、公族。它不同于一般宗族的发展可以跨越朝代,而是与本朝共存亡的,是皇权专制政治的产物。在中国王朝史上,宗室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均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宗室问题始终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族属,由于其与帝王的特殊血缘关系,得到诸多特权,但势必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宗室问题,诸如篡权、继位、裙带、外戚、     

《唐李文举墓志》考释

本文对志文作了准确的标点、断句,对李唐宗室李文举之世系、生平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志文反映了初唐时期的一些文风特点,多骈体句,对仗工整,文辞精蕴,用典深邃,对话生动,文情并茂,不仅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佳作。     

西安新出唐《李仁泰墓志》疏证

以《李仁泰墓志》为线索,可以对唐初宗室的地位升降与仕宦经历加以观察。墓志蕴含信息丰富,志文内容不仅可对宗室世系加以补正,进一步明确今人对于唐代武举的认识,还可由撰志者的书写倾向反映出周唐革命之际的政治信号。除此之外,对志主之祖的任官经历加以考索,可以厘清唐初太宗所实行宗室降爵政策背后政治清算的真实意图。     

苏州虎丘路三国大墓墓主身份再考

苏州虎丘路大墓根据形制和出土文物判断,其时代晚于东汉晚期,且孙策死于吴郡丹阳,在孙吴草创时期不可能埋葬在吴县（今苏州）。通过吴侯和建兴二年铭文砖的分析,吴侯应该是孙登之子吴侯孙英,这两座的墓主应该是孙登孙英父子,不可能是孙策孙绍父子墓。     

论拓跋族尚武习俗之衰退——以北魏后期宗室担任禁卫武职为例

禁军是北魏后期重要的军政机关,其人事任命关乎职能功效的发挥。身为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元姓宗室一如既往是禁军首选的对象。宗室凭借父祖官爵的高低和血亲服属的远近获取对应级别的禁卫职位。随着胡人汉化及士族化进程的推进,世资雄厚的宗室上层仕宦崇尚清流,罕有以禁卫武职释褐者,这与北魏前期形成鲜明对比。前身为宗子羽林的宗士对于家境寒素的宗室下层还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宗室历经家族制改造,服内近属和出服疏宗的势力在禁军中互为消长,既是王朝宗室政策的缩影,亦堪称洛阳政局的晴雨表。     

三方元魏宗室墓志透露的历史真相

河南洛阳城北邙山出土的北魏宗王元羽、元详和元勰墓志在内容、风格和形制方面高度相似,但等级规格远逊于正常的宗室墓志,似有特意贬抑之痕迹。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洛阳时代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三王皆手握重权、声望显赫,对宣武帝的皇权构成严重威胁,故而死于非命。雷同的三方墓志恰可证明皇权与宗王相权的冲突是宣武政局的主要矛盾。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三方墓志进行系统的排比研究,是管窥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和洛阳时局的有效方法。     

名作欣赏

《云岑开锦》︱弘旿︱清代︱13.6×67.2厘米纸本设色弘旿,字恕斋,又字醉迂,号一如居士、瑶华道人。弘旿为满清宗室,官封固山贝子。本画以没骨山水的形式,画     

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新莽末年,饥民群聚,劫掠求生,进而形成大规模农民暴动。春陵宗室趁机发起复汉运动,同绿林诸将一道建立了更始政权,并一度得到天下豪杰的响应。但更始君臣暴虐无能,很快失去民心,葬送了人心思汉的形势,致使天下分崩离析。刘秀此时崛起于河北,并未得到民意的广泛支持。他一面用武力征讨不服,一面用爵禄招降纳叛,形成力量强大但结构松散的军事集团,经过十余年艰苦战争,纔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刘秀的权威和号召力先天不足,使得东汉的统治缺乏深固的社会基础。刘秀的许多举措,如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提倡谶纬等,都是为改善这一状况而推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