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四方北朝韦氏墓志考补

《韦或墓志》、《韦彪墓志》、《韦或妻柳敬怜墓志》、《韦彪妻柳遗兰墓志》四方北朝墓志于1998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韦曲北原出土,前贤已有部分研究,然主要集中在韦氏家族世系方面,现撮取墓志中的部分资料,对北魏东豫州刺史、孔子庙学、襄阳爵、柳元璋等问题作点滴考补。录文依据墓志拓片,并参考周伟洲等先生的《新出土的四方北朝韦氏墓志考释》和罗新、叶炜先生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录文。     

唐代宫女墓志考

宫女是古代社会中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深居后宫,其生平事迹鲜为人知.新乡市博物馆馆藏大量唐代宫女的墓志拓片,是研究唐代宫女的重要材料.这些宫女墓志有着明显的格式化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体现出唐代后宫的管理制度,也反映出唐代宫女身上共有的特点.     

跋宝鸡政和七年《马翁墓志》

本文对<马翁墓志>作了详尽考释.作为道教物品,文中出现佛教词汇,亦是宋代佛道合一的物证.     

墓志所见北魏末至唐初汉化鲜卑家族政治地位与其社会文化的变迁——以扶风武功苏氏为例

苏氏家族本是鲜卑拓跋氏的分支,因受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的影响,遂改为汉姓。至北魏末,苏氏家族已成为关中地方汉化豪族。后其家族效力于宇文泰政权,得以跻身关陇贵族集团的行列。因受西魏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苏氏家族开始攀附、伪冒为武功苏氏,以此抬高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隋至唐初高祖、太宗二代,苏氏家族仍冠冕不绝、显贵当世。至唐高宗后期,尤其在武周时,苏氏家族虽然开始由武转文,然因受到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变迁的影响,其家族仍不免于衰落的命运。总之,苏瑜墓志和苏孝慈墓志为学界研究北魏至唐初汉化鲜卑家族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唐敦煌县令宋素墓志再考——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二

唐敦煌县令宋素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华阴,志石、志盖均保存完好。传世史籍及出土文献中有关唐初敦煌县令等任职人员的记载十分有限,根据志文我们可推算宋素担任敦煌县令的大致时间。通过对有纪年的唐初敦煌写卷进行梳理,可粗略了解宋素担任敦煌县令前后敦煌当地的社会状况。该墓志的发现不仅可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且或将有助于当前的敦煌学研究。     

出土墓志与东魏北齐邺京行里制度探析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的设置沿袭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文献记载往往以里或乡里形式称谓居住地。然而有4方东魏北齐时期墓志,志文记载墓主的居宅异于常例,为某行某里,或某行某坊。通过对墓志时代及墓主身份等因素的综合研判,并结合史书记载,可知东魏初至北齐末,某行某里(坊)是邺京里坊称谓的一种常用格式。"行"的称谓源自邺京行经尉制度,行名与里(坊)名的连用,是基于城市治安管理角度所产生的隶属关系的呈现,在名称上反映了某行区域内里的管辖情况。且行名与里名存在一定关联,将行名与里名对照,可知邺京部分行名与里名相同。     

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赫连简墓志校补

赫连山、赫连简墓志2014年出土于山西太原,于《文物》2019年第5期刊布发掘简报[1]。据《简报》介绍,两方墓志皆由志盖、志石扣合而成。赫连山墓志盖顶有3行阳刻篆书"唐故赫连君墓志之铭",志石方形,边长57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2竖行,行22字,计471字(图一)。赫连简墓志盖顶同样有3行阳刻篆书,文作"大唐故赫连君墓志铭",志石方形,边长54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3竖行,行23字,计482字(图二)。《简报》对两方墓志的释录及断句有可商处,今据拓片予以校补。     

明昭勇将军歹俊墓志略识——关于明代宣德通宝铜钱铸造的一则史料

2010年夏,南京文物爱好者在南京南郊发现了一块明代墓志,墓志传主歹俊,史籍失载,为明代前期正三品的武官,生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五月十四日,卒于天顺元年（1457）六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三岁,卜以七月初九日奉柩葬公于应天府江宁县安德乡宋家山庚山申向之原。歹俊墓志篇幅不长,但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志文中述及有关明代宣德通宝铜钱铸造的内容,于史载多有补益。     

“朝臣备”:《李训墓志》所见遣唐使名字的书写问题

2019年末《大唐故李府君(训)墓志铭》的公布一度成为热点,学界对"日本国朝臣备"是否吉备真备一事各执己见,往复撰文进行了论辩。本文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出发,依据中日两国史料,从日本遣唐使采用汉名的发展过程,来论证吉备真备自称朝臣备的可能性。而他为《李训墓志》书丹的原因,与李训在暂住地洛阳去世,且去世五天即匆匆下葬,非由家人主持葬仪,而是由李训所结交的士友操持有关。     

安阳新出隋《成氏故士孙夫人墓志》研读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成氏故士孙夫人墓志》,新近出土于安阳,其不仅是研讨北朝后期胡汉民族融合与稀见姓族繁衍迁变的珍贵文献,也为探究邺城故地白素之地的历史地理沿革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