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熊”纹饰的寓意

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南越王墓的西耳室时,许多的车马器具散落在地面,犹如钮扣大的马饰达数十件,节约表面铸造的熊纹饰非常醒目,可爱的熊首图案颇具动感活力(图一)[1]。时隔数年,在相距不远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发现了熊图案,在宫池堆积层有一块长条形空心砖踏跺侧面模印出这种立体感很强的熊纹造型(图二)[2]。在汉代礼仪用器、画像石     

河西地区唐墓考古研究回顾与展望

河西地区唐墓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始自20世纪40年代,经过近百年来的发展可谓成果丰硕。学界或从出土墓志出发,对墓主人的家族世系、民族郡望、和亲与入侍等方向进行研究;或从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出发,对其所反映出的丧葬制度、文化意涵、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诠释。但总体来说,河西唐墓的研究相比其他地区唐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系统性论述较少,考古学方面的诠释不足,对于多民族交融历史大背景的考虑也有所欠缺,有待进一步强化和拓展。     

宁波地区两晋墓葬发掘与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宁波地区两晋墓葬发掘已不下百座,通过对这些墓葬的分布状况、形制结构、营造方式、纪年铭刻、随葬器物、装饰风格等的分析,反映出该地区两晋墓葬的特点以及流行的丧葬习俗。     

东汉镇墓文考述

镇墓文是指东汉中后期出现的用朱砂写在镇墓陶瓶陶罐上的解殃文辞,目的主要是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为地下死者解适祛过,免再受罚作之苦;同时也是为了隔绝死者与其在世亲人的关系,使之不得侵扰牵连生人。对东汉镇墓文的数量、著录、内容、功能、书体及其与早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荆门市麻城镇斗笠岗南朝墓发掘简报

荆门麻城镇斗笠岗墓地发掘了七座南朝砖墓,均早期遭破坏,但墓葬形制仍较清晰,具有较强的地方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批墓葬的墓砖种类繁多,纹饰丰富。这批墓葬的发掘,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面貌。     

车马心结与礼制安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问题探微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器物不仅是礼制的重要载体,也是墓主的心结所在。由于身份的尴尬及低调避祸的需要,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实际使用,由此呈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而当它们以拆车葬的形式随葬于地下之时,则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绝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车马之盛的诸侯王之梦。随葬车马坑出现统一的“驷马安车”车制,展现了出行时的状况,也是当时政治态势下的一种避祸选择。墓室中的车马器以明器模式出现,则与车马坑中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质。     

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张庄五代至宋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连云港市博物馆对海州区张庄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发现五代墓15座、宋墓16座,共出土各类文物200余件套.这批五代、宋代墓葬形制特殊多样、出土器物种类丰富、墓室建筑工艺脉络清晰.不仅在连云港地区属于首次发现,在苏北鲁南地区也不多见,为研究连云港海州地区五代至宋代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丧葬...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     

上马墓地M13铜器群研究

春秋中期,青铜器风格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转变。本文将这一阶段的代表性铜器墓——上马墓地M13独立讨论,通过分析墓中出土34件青铜礼乐器的形制、纹饰及组合特征,结合相关资料,进一步细致明确地论证该墓年代在春秋中晚期。在此基础上观察到春秋中期的铜器在器类、形制、纹饰、工艺、区域特征这些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也有助于理解从春秋早期统一风格到晚期列国风格的转变。     

福建宋墓出土瓷器研究——以青白瓷为中心

过往学界对福建宋代陶瓷器研究,较关注于当地窑业与外销瓷的流动状况。本文则主要对福建宋墓出土陶瓷器进行考察,进一步分析当地居民对瓷器的色彩选择倾向,并特别关注青白瓷在器物组合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