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帝略考

有明一代,政治浮沉,世事乖谬,疑案丛生,风波叠起。云南地处西南偏隅,虽难蒙朝廷“天恩惠及”,却先后有幸容留两位君主驻骅,成为千古佳话。其中,建帝事迹多见逸闻,史藉不载;永历帝在滇,则屡见经传,史书可循。     

《释名·释地》汇校

因承担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项目《释名诂林》,在收集资料过程中,于各地图书馆发现了卢绍、王鸣盛、段玉裁、江声、邵晋涵、王念孙、孙星衍、朱彬、黄丕烈、顾广圻、吴志忠、王引之、龚照、王宗炎、王筠、许瀚、成蓉镜、李慈铭、陆心源,吴翊寅、张步瀛、孙诒让、许克勤、胡玉缙、苏舆、叶德炯、王仁俊、王先谦、沈锡祚、孙祖同、沈济之、丁士涵、楼黎默、沈曾植、王国维、叶启勋、刘师培、     

对《列女仁智图》的新认识

2001年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女史箴图》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曾从山水画的发展脉络并辅以服饰、器具等图像资料,论证了《女史箴图》非顾恺之作,而应是一幅北魏孝文帝当政时期的宫廷绘画作品。在认识传世早期绘画作品的过程中,当文献严重失载的情况下,借助考古发掘图像资料是解决一些问题的惟一办法。从这一方法入手,我认为传为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虽然被公认为宋人摹本,但是它的原本要早于《女史箴图》,这不但有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画《列女古贤图》为证,而且从衣冠服饰及其它器具的图像也可证明,它的原本可以早到东汉时代。从反复传模中能保存这样久远的图像并且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生活,这件摹本的价值就非同寻常了,至于是否顾恺之作,就不甚重要了。     

以“中国旅游文化工程”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人——记“香港徐霞客”、贵阳市政协驻港委员孙重贵

如今幸有孙重贵先生,以旅行家的身份,以作家的修养,以诗人的笔墨,把他实际调查的所见所闻,把珍贵的资料融于导游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贡献。 ——摘自曾敏之序《中国旅游丛书》 引子 香港《文汇报》2003年1月6日登载了一条新闻报导,全文如下: 报告文学主人公金奖 港旅行家孙重贵获殊荣     

湖北随州义地岗墓群M113、M114发掘简报

2017年6月,为配合随州市城市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义地岗墓群汉东东路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50余座。其中M113和M114为墓地一组低等级贵族夫妻合葬墓,M114墓主私名为“様”,M113为其夫人墓。两墓对研究曾国中小贵族阶层的墓葬制度、宗族世系和墓地年代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探讨曾国和江淮地区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派别,桐城派史深受学界关注。清史《文苑传》对桐城派有系统而持续的记载,但未为学界注意。本文基于台北故宫档案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讨论该书对桐城派续写的内涵和价值。《续文苑底稿》将"桐城派"名义正式写入国史,进一步确认了桐城派古文正统地位。该书增立六位桐城派人物正传,重点记载了姚鼐之后的桐城派学脉分布皖苏、远播岭西的状况。该书揭载,桐城后学的古文创作展现了新貌,纠正了桐城文"苶若枯涩"的弊病,桐城派诸传人尊奉程朱理学,对汉学则兼收并蓄,更以经世实学思想和经世业绩彪炳史册。《续文苑底稿》彰显了桐城派的古文正统地位,是桐城派史的重要文献。     

翁同龢书学成就摭谈

翁同龢[1]祖籍江苏常熟,翁家家风清白,是当地的进士和仕宦家族,其父翁心存[2]和大哥翁同书[3]均进士及第。翁同龢少壮才名,24岁中元魁,从此跻身政坛,任学政,身膺同、光两朝帝师,筦钥刑、工、户部和国子监,权参政要,一步步擢为晚清重臣。翁同龢参与中俄交涉,收回伊犁;两次授予军机大臣,中法交涉,援越抗法;参与中日交涉,反对割让台湾。     

张献忠义子魂逝桐木岭

清顺治三年（1646年）10月,献忠迫于形势弃成都北上陕西。翌年1月,在四川西充凤凰山与清军激战,不幸中流矢而亡。4位义兄义弟根据当时习俗,皆改姓归宗,并推28岁的孙可望为统帅,全军战略转移,攻打黔滇。破遵义、占贵阳,势不可挡。     

鸟、蛇图腾与氏族过渡的文化遗迹——《搜神记·羽衣人》的文化解读

本文通过论述鸟、蛇图腾及其所代表的生殖崇拜,探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出现的"产翁制",对《搜神记·羽衣人》故事作出还原性解读,论证该故事所记叙的内容正是上述现象在后人误解的情况下变异而成为"怪事"被记载。     

“以茶代酒”的由来

现在人们请客时,客人由于某些情况不能饮酒,往往举起茶杯说：“以茶代酒。”那么,“以茶代酒”从何而来？又有什么典故？ 根据三国时期的《三国志》记载：吴国君主孙皓“密赐茶荼以代酒”,为“以茶代酒”之典故。公元252年,吴太祖孙权病死,传位于子孙亮,后宫廷政变,孙亮之兄孙休上台。孙休临终时,遗诏儿子做接班人,任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