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安吉天子岗孙吴、西晋墓墓主蠡测

1993年浙江安吉县博物馆在天子岗发掘了一座西晋太康六年纪年墓(M2)和一座孙吴时期无纪年墓(M3)。根据两墓的形制规格、随葬器物分析,这是两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天子岗一带是朱氏家族墓地,三国东吴至晋没有其他贵族葬在这里。据随葬器物特征判断,M3下葬年代约在240年左右,结合有关史料记载推断,M2、M3的墓主应是朱氏家族的朱才与朱琬父子。     

探寻淳安文化的根源

夏、商、周三代续至秦汉,长江中下游以南,"百越"族兴起,汉唐史籍习惯上把居住在山区的一支称为"山越"。山越人断发纹身,尚武习战,过着"饭稻羮鱼"和"火耕水耨"的生活。直至孙吴起兵,前后几十年间对山越的征战,山越人也延续了几十年的抵抗,最终走向归附和同化。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吴名将贺齐平定山越后,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设郡建县,将山越的部落政权体制纳入到孙吴封建集权的统治。由部落政权体制过渡到封建集权体制是一大进步,无论对发展农     

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长江防御体系

孙吴长江防线的形成,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下的产物。绵延几千里的长江防线,分别以上游的江陵,中游的武昌和下游的建业为中心,划分为三个防区。每个防区内部,又有若干重要的防御据点,这些防御据点,往往驻扎了为数不少的防卫部队,并且,孙吴还常派遣大将镇守。长江防线的构筑,使孙吴在经济、军事实力落后于曹魏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了数十年割据局面。但它的存在,也促成了江东君臣偏安一隅的心理,使他们降低了必要的警惕性,这也是孙吴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南京明代外承恩寺与外永宁寺考略

南京佛寺历史悠久。孙吴赤乌十年（247）孙权为康僧会建造建初寺,江南佛法始得弘传,至南朝时期都下佛寺达500余所,臻于至盛。其后历隋、唐、宋、元,兵火所及,名迹沉灭,圮毁无几。     

孙吴时期青瓷俑的分类与社会生活

<正>2005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江宁上坊镇清理了一座孙吴时期的特大型墓葬。墓道前有近200平方米的墓地建筑遗存,墓葬长约31米,有墓道和墓室,墓室由封门墙、石门、甬道、前室和左右耳室、过道、后室和左右耳室构成,墓葬前还有长约326米的排水沟,为长江下游孙吴时期的第一大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账簿体系试探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的账簿,包括收支分类账簿、作为会计凭证的账簿、与常规会计结算有关的账簿三大部分。收支分类账簿以各种钱物的入仓入库为起点,设置了米、钱、布、皮四种收入总分类账,其下统驭若干级内容详略不同的明细分类账。作为会计凭证的各种账簿,可提供相当完整的关於组织财政收入的会计信息。孙吴官府仓库的会计常规结算形式为月结、季结和年结三种,并设置了与之相应的账簿。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

关于三国孙吴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史家极少论及,以至其形成特点、类型和对长沙郡人口繁衍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不为人知。根据张家山汉简,尤其是走马楼吴简所提供的材料,揭示：孙吴初期长沙郡存在着女多男少的人口性比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军役、徭役负担的日趋加重,这种女多男少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从而对人口繁衍产生了抑制作用。     

侵华日军海拉尔地下军事工事暨遗址的开发利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同苏联国境接近的北满和东满所谓“北边地区”规定为三线部署的综合性的大型军事基地。1933年,日本关东军大本营决定在长达近3000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修筑第一线防御工事。从珲春五家子开始,沿国境线共修筑了珲春、庆幸、东兴、东宁、绥芬河、密山、虎头、饶河、松花江、富锦、兴山、孙吴、黑河、海拉尔等14处军事要塞,即“筑垒阵地”或称“筑垒地域”。在14处要塞中,有13处均距边境线较近,作为出击时的战术支撑点。惟海拉尔要塞因距国境线较远,作为内地防御。     

南京唐家山孙吴墓

唐家山吴墓是一座较为典型的东吴时期的砖室墓,其对研究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分布及丧葬礼俗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