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两犬丘与秦人入陇

固然先秦时期以“犬丘”作地名的就有好几个,但关系到周、秦最密切接触的,只有其中两个,这就是陕西的“犬丘”和甘肃的“西犬丘”。东西两“犬丘”,隐含着秦人发迹时一段最重要的历史。而目前学术界对此认识形同参商,更有辨析的必要。     

江苏句容城上村遗址2014年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

城上村遗址属宁镇地区典型的台形遗址,保存状况好、文化堆积厚、时代跨度长.共发现灰坑40个、灰沟3条、房址1处、墓葬8座、环壕1处,出土了一批器物.本次发掘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崧泽与宁镇地区本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找到了新的线索;为进一步厘清湖熟文化的来源及其自身文化内涵积累了新材料.     

明清陕西府县城墙的包砌

明代中后期正德、嘉靖、万历等朝以迄清代,陕西府县城墙出现包砌热潮,共有56座城池先后对城墙进行了包砌.出现大规模包砌的原因在于满足军事防御、定修制度、抗御灾害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因受成本、原料等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各地城墙多为部分包砌,部位多集中于女墙、城门等处.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诸地城墙的包砌材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     

钩沉与变迁:试论明清时期涠洲岛的军事防御

明清时期涠洲岛是北部湾海防的重要地带。明代为获取珍珠,多次派遣太监到北部湾沿海海域采取珍珠。由于过渡开采、政府垄断等原因,导致长期以海为生、贩海为业的北部湾沿海居民铤而走险,盗取珍珠。在盗珠活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明政府专门设立涠洲游击,以打击盗珠行为,后逐渐发展为北部湾海防的中坚力量。清康熙初年,为收复台湾,朝廷对沿海地区居民实行迁界禁海政策,这一政策让涠洲岛成为弃守荒岛。康熙二十八年(1689)开海禁后,陆续有居民、盗寇等偷渡上岛,或耕种其地,或以其为据点,而清政府对涠洲岛的军事防御态度,一直是巡哨为主,“禁而未禁”“守而不守”。及至同治六年(1867),法国传教士登岛传教及嗣后安插客民,清政府才默许涠洲岛开禁。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涠洲墩司巡检的设立,才结束这种防御模式。     

浅析明清商业文化中的儒家伦理精神

文章详细地叙述了明清商业文化中儒家伦理精神的多种表现,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儒家伦理精神渗透于商业文化中的原因,并就明清商业文化的儒家伦理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周孝闵帝在位时期硖州尚未设置--兼述西魏北周两朝拓州、硖州的设置及其历吏沿革

<北史·赵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依据张森楷先生的考证,将赵距担任的"陕州"剌史改为"硖州"剌史.据我考证,孝闵帝在位的几个月内,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硖州尚未设置.     

对"大跃进"时期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宏观历史考察

1958年,农业中学最先诞生于江苏省.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学校数量及在校人数迅速膨胀,成为全国教育"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在整个"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始终保持了一个庞大的规模,直到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其盲目发展的势头才得以遏制并开始逐步调整.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外学者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发表了一批论文及专著,整理和公布了许多资料,目前在许多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关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问题、历史进程及其评价问题,对知青"返城风"及上山下乡运动终止原因等等,这些都有待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此外,在研究中还存在资料收集困难、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单一等困难与不足.     

乾隆宫廷玛纳斯碧玉研究

玛纳斯碧玉与清代宫廷玉器制作的关系问题是清代玉器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相关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不少研究者倾向于清宫玉器收藏中存在着玛纳斯碧玉作品,而且数量不少,却苦于找不到一条文献材料证明这些玉器的原料就是来自于玛纳斯,因此,玛纳斯玉也成为玉器史的"迷思"之一。本文以文献记录、清宫档案和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为依据,对清代新疆玛纳斯碧玉的开采进行探讨,对清代宫廷利用玛纳斯碧玉制作玉器的情况详加解析,尝试勾画出清代玛纳斯碧玉开发利用的真实图景。作者认为,玛纳斯碧玉是乾隆时期宫廷玉器制作重要的原材料之一,与清代宫廷玉器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查禁玛纳斯碧玉的指令由乾隆帝发出,查禁期间大量玛纳斯碧玉原料进入宫廷,并利用这些原料琢制了大量玉器作品,宫廷成为此一时期内玛纳斯碧玉唯一的合法利用者。     

句容寨花头土墩墓群发掘报告

2005年4~9月,为配合宁常高速公路建设,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江苏省句容市发掘了寨花头村6座、周岗村2座土墩墓。8座土墩墓共发现墓葬95座,器物群50组,灰坑12座,房址4座。出土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硬陶器、软陶器、玉器等共1334件。本次发掘在土墩墓的形制结构、丧葬习俗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为深入研究江南土墩墓及青铜时代江南地区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