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美,拾得遗世桃花源

900年前,躲避兵匪的壮家人的偶然发现,造就了与世隔绝的坝美小村。900年后,一个游客的偶然进入让坝美开始为外界所知。与世隔绝的村子在中国西南高原喀斯特溶岩地貌山区、珠江源头南盘江水系西洋江和驮娘江的腹地中,深藏于着一个令当今都市人心动的壮族村寨,它就是被称为21世纪世外桃源的广南坝美村。坝美村处于云(南)广(西)交界处     

燕下都瓦钉与瓦钉饰

本文通过对燕下都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的研究,对发掘报告《燕下都》及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燕赵故事》中所涉及的两件"瓦钉"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并非是固定筒瓦的瓦钉,而是罩在瓦钉之上的瓦钉饰,从而修正了学术界关于燕下都瓦钉与瓦钉饰的观点。     

我在华工的学习经历

1955年,我从沈阳调到湖北。当时武汉重型机床厂还在建设中,我们30多个从全国各地调来支援武重厂建设的技术能手先被派往苏联学习。我日以继夜地刻苦学了半年俄语后,于1956年下半年出国到了苏联,先后在高加索重型基洛夫机床厂和列宁格勒的思维尔得洛夫机床厂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957年下半年回国后,我在武重厂当工     

《藕孔日记》中的南京浩劫

《藕孔日记》是"落水文人"顾蔗园在南京沦陷前后的避难日记,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关涉现实的作品之一。日记依然秉承其一贯的疏离文风,面对民族的危难,试图在宁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寄托,逃避现实,在风花雪月中遣愁寄情,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琐碎中寻找乐趣。但现实是残酷的,他同样感受到异族统治的屈辱,南京城的残破也使他痛心不已。作为旧政权的失意文人,通过记述农村的残破、战争的苦难,对旧政权暗含嘲讽,宣传抗战无益,迎合伪政权的"和平救国"需要;作为"合作者",当他面对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时,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材料取舍,甚至遣词造句上煞费苦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欲说还休的无奈。     

原始瓷镂孔长颈瓶探析

战国时期的原始瓷中出现了一种镂孔长颈瓶,被称为熏炉或熏瓶。本文经过考证,认为其并不符合熏炉阴燃、缓燃、容易投料及出灰的特点,不适宜作熏香之用。通过对镂孔长颈瓶的结构及越族习俗等进行全面的考证,判定其可能用于其他方面。     

行走武夷山 村野文化——麒麟吐玉书与尊孔意识

著名导演胡玫编导的大型历史题材故事电影《孔子》,近期正呈现在全国亿万观众面前,一股“看孔热”与“说孔热”在街市坊间形成文化气流,媒体也无不将其弄得沸沸扬扬。子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顶尖人物,尊孔就象征着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伟大的孔子因而有了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尤其是在民间的尊孔行为与尊孔佳话,不胜枚举。     

圈足上的镂孔:试论商代青铜器的泥芯撑技术

商代青铜器的圈足部位常常可见一些孔洞,这些孔洞的形成与泥芯撑的设置有关。泥芯撑是使用复合范铸造青铜器时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用于范和芯之间的定位和保持壁厚,避免盲芯成为"悬芯"。这一技术看似简单,却有其重要的工艺价值,其本身的技术演进路径与青铜器铸型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试图梳理从二里头到晚商时期各类青铜器使用泥芯撑技术的概况,丰富对商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整体认识。     

双城市老房身遗址出土的辽金时期手摇小磨

正2009年5月,黑龙江省双城市文物管理所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团结满族乡连丰村老房身遗址中采集到一副石磨。石磨为圆形,外缘直径均为38厘米;花岗岩材质,分上下两扇,上扇厚12.3、下扇厚12.5厘米,中央有磨脐孔;上扇底面和下扇上面围绕磨脐孔呈辐射状均匀雕刻着6组斜线形磨齿。石磨上扇中央的磨脐孔直径3厘米,进料孔(即俗称的磨眼)距其2厘米,料孔直径2.5厘米;料斗深4.5厘米,直径是25厘米;上扇有呈半     

定州市文管所藏鸠首杖

<正>为配合城镇建设,1993年,定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西关居民区的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汉代墓葬20余座,出土文物近百余件(套),其中的一件铜鸠首杖为我省首次发现。鸠首杖分杖首、木杖、杖镦三部分。木杖已毁,杖首、杖墩为青铜质,有错金银装饰。杖首长2.3厘米,顶端为鸠首,尖喙,眼部为贯通孔,头部饰错金银羽纹,有对应的一对穿孔以固定木杖(图一)。杖镦长10.5厘米,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悸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纤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奔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