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如何成为农民工子女的“第二课堂”

由于流动性大、生活不安定、活动空间有限等原因,农民工子女很少有或几乎没有"第二课堂"。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课余生活问题,已成为社会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图书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育人优势,给农民工子女营造一个温暖的家,也为全社会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程添砖加瓦。     

走在路上（3）

2004年8月22日,我们坐着多吉师傅的越野车,踏访藏族文明的发祥地——山南地区的公路。车子在柏油路上飞驰,两侧郁郁葱葱的阔叶杨、榆树林,让我们的眼睛也舒服到极致,这些新林子,大概就是我初次进藏前后种植的吧。那时国家农业部与联合国粮农计划署向西藏联合投资,做一个简称3357的工程,1992年第一期工程完工,各投资方前来验收,我们刚好进来采访,加入进去,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寻找机会1978年9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在圆满解决因报道天安门事件而引起的复刊风波后,深受鼓舞的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宣传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     

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续)

本刊今年第7期发表了孙兴盛同志的文章《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一些报刊予以转载。作者提出,该文虽然已经交代了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全过程,但仍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十分可惜。有鉴如此,我们请作者写出续篇,在本期发表,以飨读者。     

文革期间，一场地主与富龙的逃活“角斗”

1971年3月,作为一名富农子女,我被生产队长“挑选”到远离老家70里的“下川东”（今渝东）奉节县犀牛冲修水库。那时,中国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正火热的一年。成分不好的人家,理应到那些最苦最累的地方去接受劳动改造。作为生产队唯一一户成分不好的人家,我这个“富农子女”理所当然成了生产队长“挑选”的首要人选。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在我国城市进程中,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城市教育资源的短缺、与同龄儿童相比较,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等问题严重影响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质量。应该采取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改善办学条件,采取多元的入学体制;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以及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的平等等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論唐代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及其與子女的關係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多方面的,規範這種家庭倫理關係的有三種力量,第一,國家奉行的儒家意識形態價值,亦即禮制文化的要求,它是一種正統輿論力量;第二,浸潤着儒家禮制文化的成文法典——唐律的有關規定,它是通過國家權力强制保證的約束力量;第三,在實際的家庭生活中,父母與子女的角色要有更多的人情意味,形成某種習俗和慣例,可以視之爲文化上的小傳統。但是,這三種力量並非總是形成合力,有時會形成某種張力。本文試圖從唐代父母的角色出發,在討論家庭關係形態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綱常倫理(大傳統)、成文法律(國家權力)與生活中的人情事理(小傳統)之間的張力與統一。     

藏汉情谊比江长,比海深——记老十八军和西藏贵族子女的深厚情谊

1951年秋,我的父亲夏川跟随十八军进军西藏,和西藏爱国的上层人士的子女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十八军进藏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搞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党、我军和西藏地方政府搞好团结,执行《协议》,建设国防的真诚愿望。十八军进藏时军政治部里还没设群工部,于是政治部领导就让当时负责宣传和文化的父亲,在做好宣传部、文化部的本职工作外,兼管统战工作,并分工重点负责卸任司伦（首席大臣）朗顿·贡嘎旺秋和藏军司令凯墨·索南旺堆的工作。     

“一排龙,一排明”——贺龙为子女取名轶闻

<正>贺龙自幼喜好抱打不平,做事光明磊落,参加红军后更是嫉恶如仇,为党和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荣登共和国元帅之列。行伍出身的贺龙虽铁血刚硬,精于行军布阵,但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另外一面",从他给子女们起的名字上就能看出一二。